悲歌血泪震茅山——缅怀罗忠毅和廖海涛同志 [复制链接]

第12版(文体·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悲歌血泪震茅山
　　——缅怀罗忠毅和廖海涛同志
　　彭冲
　　又逢清明。
　　正是江南山青水绿、春风拂面的时节，我和夫人骆平来到苏南的茅山地区，本意是想故地重游，休养身心。可不知为什么，一踏上这块土地，我的心情总不能平静，似乎有一件什么事萦绕心间，挥之不去。仅仅是因为我曾长期在这里担任领导工作，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吗？恐怕不全是。
　　车到溧阳，陪同同志问我准备到哪儿看看，我突然想到了塘马。
　　对，就是塘马。这个地方一下勾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1941年秋，这里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塘马血战，罗忠毅、廖海涛———两位我军优秀的高级指挥员、新四军六师十六旅的旅长和政委，也是我尊敬的领导和亲密战友，就在这场血战中英勇牺牲，长眠于这片青山绿水之间。5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引起我深深的思念。
　　罗忠毅是湖北襄阳人，15岁就投身革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1931年在赵博生、董正堂同志领导下，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海涛是福建上杭人，1929年参加上杭大洋坝农民暴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罗忠毅和廖海涛都留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争，并担任重要职务。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复围攻和摧残，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罗忠毅同志担任过闽西军政委员会委员、闽西南第一作战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第一纵队司令员等职。廖海涛担任过代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第二纵队第七支队政委等职。
　　1940年7月，陈毅、粟裕同志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挺进苏中、苏北敌后，建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就由罗忠毅任指挥，廖海涛任政治委员，坚持和发展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东路指挥部合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罗忠毅任六师十六旅旅长，廖海涛任六师十六旅政委，其时我在他们领导下的新三团任政治处主任。这一期间，罗、廖率领部队以茅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心脏，使盘踞在南京的日寇华中派遣军和伪政权的头目们惶惶不可终日，千方百计想拔除它。
　　1941年11月间，苏南敌后抗日六师第十六旅旅部驻扎在江苏省溧阳县的塘马村，还有苏皖区党政军机关、后方医院、被服厂、修械所、旅部教导队等，也都分布在塘马周围的19个村庄上。溧阳距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仅60公里。我新四军十六旅的存在，对盘踞南京的日伪军无疑是一巨大的威慑，搅得汪伪政权和侵华日军寝食难安。11月27日晚，我军得到情报，翌日日军要扫荡，即紧急准备战斗。果然，28日拂晓，日寇南蒲旅团步骑炮兵3000多人，趁着漫天大雾，分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奔袭塘马村，企图消灭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旅部和我苏南党政军机关。形势十分险恶，我军受三面包围，回旋余地小，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我军只有500多人的战斗部队，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清晨时分，廖海涛同志查哨时发现敌骑兵向我军驻地袭来，当即命令事先已有准备的旅部特务连等直属部队进入阵地，先敌打响。敌人偷袭未成，便集中200多人进攻我军阵地，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罗忠毅旅长看到日寇来势凶猛，立即指挥部队阻击敌人，掩护旅部和苏皖区党政机关向东转移。他亲自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在村边桥头指挥旅部和苏皖党政机关的人员通过小桥。廖海涛政委在塘马村西祠堂后边楼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在机关向东撤退后，罗忠毅和廖海涛率旅特务连和四八团二营的两个连转移到塘马东南的王家庄，拖住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当旅部和地方党政机关刚刚脱离敌人的包围圈，敌骑兵就切断了我掩护部队的退路，并发起冲锋。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中，罗忠毅同志为保存力量，减少损失，要廖政委带特务连先撤，自己留下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廖海涛看到情况如此危急，则力劝罗忠毅先撤。这两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患难与共的战友，到生死关头，都想把生的可能让给对方，谁都不愿先撤！战斗到上午9时许，西边的敌人刚被打退，东北方向的敌人又攻了上来，罗忠毅即命令五连连长带两个排去支援特务连的阵地。正在指挥五连部队出发时，突然两颗子弹同时击中罗忠毅同志头部，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忠诚红军将领，当场壮烈殉国。
　　旅长的牺牲，更加激起了阵地上指战员的满腔怒火，廖海涛号召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为旅长报仇！这时，东南方向也出现了敌人，那里原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地，他们竟然一枪不发将部队后撤，为日寇进攻我军让出道路。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廖政委决定集中已剩下不足百人的部队，先把东南方向的敌人打下去。特务连机枪手牺牲了，廖海涛同志奋不顾身端起机枪朝敌群猛扫，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1时许，他不幸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先是被抬到群众家中的床上，但他坚决要求战士把他抬到屋外，放在一块地势较高的空地上，便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廖海涛同志腹部的伤口不断流血，他强忍伤痛，坚持战斗到中午12时许。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把二营营长和特务连指导员叫到跟前，嘱咐要保存有生力量，由二营营长统一指挥突围，并且一个战斗员也不让留在自己身边。随后，廖海涛同志就因伤势过重，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王家庄的战斗中，共有27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但把敌人死死钉在了王家庄的阵地上，打死打伤敌人300多人，使机关1000多人胜利突出重围，转移到黄金山地区。
　　整个塘马之战，我军在人数相当于我7倍的强敌面前，英勇无畏，杀死杀伤敌日伪中队长以下敌军800余人，重创了敌人，粉碎了日寇企图以大扫荡消灭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阴谋。
　　我的老战友、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同志，当年参加了这场战斗，任旅组织科长。至今回忆起那场血战，他仍激动不已。用他的话说，战斗太惨烈了，我们尽管取得了苏南战场开战以来对日寇的一次重大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罗忠毅、廖海涛同志作为我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在同一战斗中同时殉国，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让日寇胆战心寒，低首叹服。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苏南人民抗战的斗志。可以说，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死得光荣，死得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今又重站在二位英烈的墓前，墓碑上英烈的名字已经有些斑驳，昔日墓旁的小树也已成材，目睹此情此景，不由我感慨万千。
　　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比我年长，又是我的领导，在共同的战斗岁月中，我们结下深厚的感情。有时行军途中我们就在一个屋里搭铺，彼此之间无话不谈。对罗忠毅、廖海涛同志，我突出的印象是，他们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时刻维护党的大局利益；在工作中，他们爱护战士，关心群众，胜过爱护关心自己；十分注意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具有民主作风，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勇于自我批评，深得战士们的爱戴。
　　有一次，罗忠毅同志对一位同志的问题处理错了，后来他主动向这位同志赔礼道歉，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作自我批评，是按我们党的纪律办事，对党是有利的，我司令员的威信不是低了，而是高了。我们党的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
　　廖海涛同志的性格坚韧刚毅，这是同志们所一致称道的。在三年闽西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他带领红七支队活跃在岩下山、双髻山等山区。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抓走，派人传话说：“如果不投降，就满门抄斩！”廖海涛同志面对敌人厉声喝道：“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共产党员！”凶残的敌人终于对他家老小三口下了毒手，连刚满两岁的孩子也没有幸免。廖海涛同志以极大的毅力承受了家毁人亡的打击，以他那铁石般的意志，把悲愤化作复仇的力量，向敌人展开更顽强的斗争。
　　廖海涛同志平时不苟言笑，但和我私交很好，很多他不愿和别人谈的个人的事都愿意和我讲，但他从来公私分明，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有一次，我所在的新三团驻扎在溧水一带，接到报告说，中共江（宁）当（涂）溧（水）县委被反动刀会围困在横山地区，情况危急，急需救援。当时团负责人就我在，我匆匆拟了份报告交通讯员向上级请示，未及等回音，便带了一个连赶赴横山救援。回来后，廖海涛同志认为我不经请示，擅自行动，坚持要处分我。后来，粟裕同志在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当时事出紧急，我的处置尚属得当，可以免予处分。但廖海涛同志坚持认为，纪律是铁的纪律，不能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情况就加以变通，所以，他还是召开干部大会，给了我一次记过处分，以为警示。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廖海涛同志这种对纪律原则的严格要求，使我受益匪浅，我此后更加敬重这位如兄长般严格要求我的领导。
　　在祭扫过烈士的陵墓后，当地的同志请我留几句话。我想了想，对他们说，罗忠毅同志，廖海涛同志，以及长眠在此的许许多多的烈士们，他们不是江苏人，却长眠在江苏的土地上了；自革命以来，像罗忠毅、廖海涛同志这样，抛家舍业，战死沙场的先烈们，又何止千万。我们今天来凭吊他们，不仅仅是要在他们的墓前寄托我们的一份哀思，更主要的是要学习他们高尚的品德，和为追求真理、捍卫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我们要学，还要让下一代也要学，因为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远向上的力量所在。
　　安息吧，罗忠毅、廖海涛同志！你们不愧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民族英雄。你们的精神不死，永远激励后人开创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