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与文艺的新发展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与文艺的新发展
　　黄力之
　　十五大报告指出：“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列，这样，文化的基本功能原则上体现于它与经济、政治的相互关系之中，十五大报告概括为，文化“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简言之，文化的基本功能就是反映与促进。
　　文化反映经济、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十五大报告对这一原理的重申，并非只是重复，而是强调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构成、形态作出新的、动态性的理解，避免将这种文化误读为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超越社会主义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并不是指过去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或模式，而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反映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文化“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并不会自行解决相适应的问题，而必须经过文化主体的积极探讨和求索。单就这一点看，反映功能的实现本身就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这属于文化相对独立于、反作用于经济、政治的理论命题之逻辑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这里，相对独立于是指文化的发展自有其特殊规律，并不是完全与经济、政治同步的；而反作用则是指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结果，也可以对其原因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我们所说的文化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是立足于明确的价值取向的，即文化要促进经济、政治健康地朝着为人民大众的目标发展，而不是畸形地发展，背离既定目标。
　　文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原因在于：文化无论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是作为人类精神的物化形式，既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又无时无刻不对人的精神世界、生活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着人的灵魂。这样，具有一定先进的文化思想、文化素养的人们，就会用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来要求、规范社会的经济、政治行为，使之在社会进步的总目标下获得更快的发展。
　　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一开始就定位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基点上，遏制了全盘西化、国粹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潮对主流文化的侵袭，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培育出了大量的“四有”新人，从而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的健康发展。现在，我们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机遇，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在新一轮发展中，文化的促进功能大有用武之地。
　　为什么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映、促进功能为文艺开拓了新领域、使之迈上新台阶呢？这里既有普遍理由也有特殊理由，前者是指文化的共性所致，后者是指文艺的特殊性会对文化建设作出特殊贡献，或者说使文化的功能特殊地发挥作用。
　　所谓文化的共性制约指的是，文艺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一个部类，当新的文化在建设中形成时，自然也就包括了一种新的文艺的形成。因为，文化本身只是一个形而上的集合概念，只有各种具体的观念形态、物化形式产生并形成时，才会有更高层次的新文化的形成。例如，我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新的民主政治学说、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进化论的发展观、直面人生的审美思潮共同构成的。可以说，当文化主体提出新的文化建设这个历史主题时，也就注定了新文艺的建设势在必行。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有多大，文艺的新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有多大。当然，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制约，更重要的还在另一个方面，即文艺的特殊性方面。
　　所谓文艺的特殊性对文化功能的特殊发挥，是指文艺在反映、促进经济、政治时，由于其审美特征的存在，使它采取了与其他文化形式不同的形式，从而产生出特殊的文化功能。因此，当人们对大概念的文化功能有着新的要求时，文艺的特殊功能也就会获得新的发展。
　　就反映功能而言，文艺的反映比起其他文化形式的反映来，更加生动、直接、丰富，它能够通过艺术形象，使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成为活生生的人生过程。读者也许不会对抽象的经济、政治理论感兴趣，可是容易被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所吸引，不知不觉地在对审美形象的感受中体味不同的经济、政治结构，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立场。对反映功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文化史、艺术史便会对其敞开大门。众所周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巨著，都是以其反映功能的极致而不朽的，它们以审美文化的形式铸就了历史的活化石。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式来，它们的影响要大得多。恩格斯在说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时，就认为道德家、政论家等人无法匹敌小说家。
　　现在的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阶段性，经济、政治的新的基本特征业已形成，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比而言是最好的时代已矗立在人们眼前，史诗的诞生已有了社会前提。可是，文艺的审美反映还显得有些滞后，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文化功能还未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其中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由于对“左”的文艺形式的厌弃，由于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盲目崇拜，一些人在文艺观念上矫枉过正，把反映论、现实主义当成过时的东西予以抛弃，助长了追求怪异、远离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改革本身是一个过程，是一场革命，人们对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性变革不可能一下子看得很清楚，那种史诗性的作品也就难以产生。现在，客观条件已日趋成熟，只要文艺家恢复自己的审美感受能力，重新审视反映的文学价值，也就能够创造出深刻反映当代社会的史诗性作品。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近一二年的文艺创作中，有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人间正道》、《大厂》、《分享艰难》等等，可以说立体地、全方位地反映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既有深刻的社会进步，也有改革过程的艰难以及社会风气的复杂，不同于某些津津乐道于堕落、腐朽的“痞子文学”，也不同于廉价地把改革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看到正义、崇高、人性在面对改革的必要性与改革的艰难同在时，如何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怎能不为之动容。可见，文艺审美反映功能在当下的恢复，既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反映功能作出了贡献，也给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艺对经济、政治的促进，也有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特点。因为，文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恩格斯语）的东西，其审美特性是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统一，它不可能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上直接对经济、政治产生作用，对文艺不能有过于急功近利的要求。但是，任何形式的文化促进功能归根结底总是要通过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才能实现，在这一点上文艺又是与之契合的。文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对象化，在抽象意义上，它能使人“直观自身”（马克思语），从而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更加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有大写的、人化的人才能推动社会经济、政治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