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机遇 [复制链接]

第8版(体育)
专栏：

　　继一九九五年成功举办了第四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天津市将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至十六日举办第三十五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且看天津市如何捕捉和迎接——
　　第二次机遇
　　本报记者 许立群
　　短短四年间，先后承办两项大型国际比赛，天津市在国内屈指可数，显示出魄力与实力。
　　1995年8月，43届世乒赛大幕刚落，天津代表团又坐到了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谈判桌前。世乒赛的举办使天津市拥有了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以举办大型赛事为契机推动城市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天津市获得了来自体育而又超越体育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天津申办1999年第三十五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志在必得。
　　6个申办城市中，美国的印第安那波利斯、法国的巴黎和中国天津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天津对国际体联的三项承诺极具吸引力：比赛期间各代表团规定范围内人员的食宿交通免费；为各代表团提供一张往返中国天津（或北京）的免费机票；免费组织各代表团游览北京长城。
　　诚挚的态度、细致的工作、优惠的条件、政府的支持，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天津倾斜。美国时间1996年7月17日，国际体操联合会在亚特兰大举行第七十次代表大会，89个会员国投票选举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举办城市，天津市以50票的明显优势一举中标。
　　尽管成功举办了世乒赛，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但天津市对承办世界体操锦标赛如同重新填写一张崭新的考卷那样一丝不苟。
　　较之世乒赛，体操赛规模稍小。预计届时参赛代表队在60至80之间。运动员、教练员1000人左右，再加上各代表团官员以及新闻记者，总人数在3000上下。天津市现有的接待能力、通讯条件游刃有余。但体操赛办赛难度要大得多：器材繁多（涉及十多个不同种类），项目编排复杂（男子6项，女子4项），这对赛事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最大的难题是经费。经粗略估算，全部办赛经费需7000万人民币，这一集资目标在当前亚洲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显得步履维艰。天津市大部分经贸伙伴来自日本、韩国和香港，世乒赛时那些出资赞助的外商们，此次是有心无力。如果说世乒赛带有较浓重的政府行为色彩，而今再靠行政手段获取企业和个人的大额捐赠已很不现实。
　　形势的变化使天津要兑现自己当初的承诺必须承负更大的压力，只有更新观念、锐意改革才有出路。在依靠政府的同时，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更多运用经济手段的“小政府大社会”观念已成为共识。天津市体委副主任谢德龙举了个例子，世乒赛时机构臃肿，一个接待部就有300多人，耗资不少，工作起来还难免有疏漏和磕碰。这次体操赛，接待任务将承包给有实力的旅行社，客人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专业服务，体委则能节约几十万元的投入，皆大欢喜。谢德龙透露，目前筹备体操赛的工作班子虽只有14人，但工作效率很高。
　　利用大赛契机，推广自己的体育品牌，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天津将此举称为“自己搭台，自己唱戏”。许多国外体操器材生产厂商表示，如果能选用他们的产品，将给组委会可观的回报，但天津市没有动心，而把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留给了已有75年历史的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该厂是我国最早生产体操器材的厂家。春合厂经过1997年一个夏季的苦战，按照国际体联颁布的最新标准制做出一套器材样品送往德国弗莱堡大学检测。而检测结果认为春合厂有一款体操垫子不合格，理由是“其反弹高度与标准相差了两毫米”。在生活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两毫米，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中却足以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春合厂终于领悟了天津市鼓励它参与国际竞争的良苦用心。厂里请来专家再次进行技术攻关，并于今年4月第二次将器材运往德国检测。天津市一位领导曾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体操赛如果能激活一个老企业，就算成功了一半。”
　　1999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将是本世纪在我国举办的最后一项国际大赛，又恰逢共和国50岁生日、澳门回归祖国等盛大喜事，其意义与影响显而易见。天津市新当选的体委主任韩振铎曾任天津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因组织拍摄了曾在国内外屡获大奖的《凤凰琴》、《香魂女》两部影片而闻名全国。常言道，文体不分家，韩振铎的“精品意识”已在天津市体委深入人心。
　　目前，世界体操锦标赛的会徽、吉祥物已经确定，体育彩票的发行和广告集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韩振铎说：“历史给予天津第二次机遇，我们会第二次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