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艺术青春常在——纪念布莱希特百年诞辰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他的艺术青春常在
　　——纪念布莱希特百年诞辰
　　叶廷芳
　　今年2月10日是德国伟大戏剧家兼诗人布莱希特百年诞辰。每当我们缅怀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不平凡的一生，总是对他充满崇敬。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不长的五十八年作家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他的全集有厚厚的三十卷之多），更由于他的这笔遗产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而是依然充满活力和新鲜感，即使在冷战的年代，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也依然能冲破意识形态的壁垒，让他的艺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受到欢迎。
　　布莱希特是举世公认的戏剧革新家。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不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而是常规以外的独创。他怀着伟大的艺术抱负和自信心，首先向欧洲传统戏剧美学的尊神——亚里士多德提出挑战，认为他的以“引起恐惧和悲悯”为要旨的共鸣说或“净化论”已经“不合时宜”，并提出“间离法”（或曰“陌生化效果”）来取代它，又以“叙述体戏剧”去打破亚氏的“戏剧性戏剧”，进而超越了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型”剧艺学，建立起独树一帜的“表现型”剧艺学，从而对二十世纪的世界戏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布莱希特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宝贵的：他敢“破”又敢“立”，而在“立”的时候，他并不像有的先锋艺术家那样轻率和随意，动辄以口号相标榜。他严肃认真，力求以科学为依据。为此他流亡回国后，即积极争取建立起自己的剧团，进行切实的舞台实验和探索，说明他的一点一滴的艺术成就，都是经过艰辛的劳动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艺术实验是多么不容易，因为要取得成功是多么艰难。无怪乎同样经历了表现主义的先锋运动，他吸取了这一运动中的新锐的艺术精神，却能避免许多人常犯的通病。这里用得着美学家桑塔耶那的一句话：“一百个创新作品里，九百九十九个都是平庸之作，只有一个是天才的产物。”布莱希特无疑是艺术革新家中成功的佼佼者。
　　不容忽视的是，布莱希特的艺术革新工程主要成就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实现的。这就是说，他的创作的旺盛期正值法西斯势力猖獗、他的祖国乃至欧洲经历着空前的战争浩劫的时期。作为纳粹的敌人他不得不离开德国，随着战火的蔓延东躲西藏，先后辗转好多个国家，带着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就在这些动荡的岁月里，他一方面与别人创办反法西斯刊物，坚持对敌斗争，同时，仍不放弃艺术上的抱负和追求。他的大部分剧作包括上面提及的几部奠基之作恰恰都是在1938年至1945年这段战火纷飞的年代写成的，它们当时就被搬上苏黎世话剧院的舞台，轰动一时。与此同时，他的“叙述体戏剧”的理论也日臻完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第三国际”的操纵，这期间德国左翼作家队伍内部爆发了文艺思想的派别之争。布莱希特组织上顾全了大局，未公开交锋，但他默默记下的约八万字的思考性笔记，以历史唯物论的开阔视野，批驳了“唯模仿论”的“形式主义”教条，拓宽了现实主义的概念和思路，使之与现代主义相贯通，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可以说是他的艺术之所以有持久的生命力并能获得广泛传播的奥秘之一。
　　布莱希特之所以值得我们纪念，还因为他的思想、理论和作品中厚重的“中国情结”。他不仅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作品中经常出现中国题材或音乐，而且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学和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文化或哲学的爱好程度只要提一下他卧室中唯一悬挂的那幅画就足够了：那是一幅孔子的像，它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相伴在他枕边的墙上，不管他搬迁到哪里。他对毛泽东著作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的研读也十分认真。他甚至还把毛泽东诗词翻译成德文。他对中国的戏曲更是赞美有加，尤其是1935年在莫斯科看了梅兰芳的表演以后，更觉得找到了他艺术追求的异域知音。为此他不止写了一篇文章来完善和丰富他的导表演理论。
　　为了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举行隆重的纪念，日前中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界和首都的文学、戏剧界以及对外友协联合成立了筹备组织，准备在5月中旬召开纪念大会和为期四天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届时，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将把布氏的名剧《三个铜子儿的歌剧》搬上舞台，香港的话剧界也将来京上演布氏的短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