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不开的笔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丢不开的笔
　　谢逸
　　爬了几十年的格子，写了不少的方块字，但有的是写了丢了，并不剪存；有的写得不行，烧掉了。现在留下的只有散文、杂文和随笔，已结集出版的有两本，第三本早就整妆待嫁，但一直找不到婆家，管她呢。
　　我摇笔杆是从写散文开始的。抗日时期桂林成了文化城，报刊如雨后春笋，文艺园地花团锦簇，我从未写过文章，但为了凑热闹，1940年起我和笔结下了姻缘，也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散文。文章虽然幼稚，但笔锋常带感情，也反映了各方面的社会面貌，那时年轻，生活动荡，东奔西跑，接触到各种事件和人物，因此就写得踏实一些，而我在解放后所写的散文，由于生活稳定，很少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因此写出的散文就比较平淡，缺少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更证明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缺少不得。
　　建国后是整天坐办公室，开会座谈，空余的时间很零碎，无法动笔写较长篇的东西，加上平日耳闻目见，常有感触，很想发而为文，因此从五十年代起，我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等报刊上写了杂文，从此骑上虎背，就下不来。六十年代初，我还在一家省报上写了题为《园边杂话》的专栏，两年内发表了百多篇，这是鼎盛时期，笔不停手，虽苦如乐。在“文革”中，就为这些东西而被乱批乱斗，差点儿家破人亡，当时曾发誓丢笔不干，但“文革”后又提起笔来了，情缘不断呵。但写杂文我主张点化。因此多用轻松的笔调，平淡的语言，不板面孔，只像扯家常似的和读者对谈，这较易被人接受，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对坏人坏事是应严厉对待的，软皮条不行，而翻阅我的杂文，就没有投枪匕首，更不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杂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我却忽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缺点。
　　四十年代初我就在报上写了随笔，但现在已收集不到，现存的都是建国以后写的，我在随笔和杂文里，用了很多典故，曾有人说我贩卖古董，脱离现实。其实，写古代的好人好事又有什么不好呢？我的随笔内容也很杂，既谈山川文物，也评诗论词，既歌颂正直清廉，也表彰英雄气概。这些都是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继承了固有的光辉传统，即使是谈端砚，讲宣炉，也能给读者一些知识，还可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我曾想将一个个古代好人好事如实地写出来，以帮助读者认识典故和历史，问题是我写得不够多，不够好。
　　应该多写一些，拿些更好的东西出来，但我知识浅薄，功力不足，至今仍是束手无策，加上岁月无情，转眼间已将我变成八十衰翁，整天躺在病床上，无能为力了，只好望着天花板着急。想当年，韩愈曾长叹自己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为自己不久存而悲伤，那时他年未四十，而现在我却八十了，弃世也是无悔的了。回想生平，一身布衣，两袖清风，日子过得倒逍遥自在，如今撒手归天，别的都舍得开，只丢不下这支伴我一世的秃笔，我曾多次想张大喉咙叫声“拜拜”，但却叫不出声来，无可奈何，难舍难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