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先生后继有人——纪念杜重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7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杜重远先生后继有人
　　——纪念杜重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平杰三
　　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我党的忠实朋友，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先生诞生100周年。
　　杜重远出生于上个世纪末。当时，我国正处于外遇列强入侵，内受清廷腐败统治的黑暗年代。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鞭策自己。他满怀爱国热情，追求真理，不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早年，他提倡实业救国，创办的沈阳肇新窑业公司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化陶瓷工业企业之一，并因此一举成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强占东北，毁灭了他的事业，也使他的梦想成为泡影。他认识到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唯一的救国之道，就是唤醒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杜重远于1931年流亡关内，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上海，他将原由邹韬奋创办，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的《生活》周刊改名《新生》周刊，继续出版。因刊物高举爱国旗帜，宣传抗日，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杜重远被实行媚日政策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新生事件”。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双重压力下，威武不屈，坚持斗争。“新生事件”后，上海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并很快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对全国的抗日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也激起了广大海外侨胞的抗日怒潮，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杜重远从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直接接触，特别是与周恩来同志的频繁交往中，更看到了希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利用他同张学良的密切关系，向张学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希望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合西北军和陕北的工农红军，共同对外，一致抗日。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转变态度，乃至以后发动西安事变的最初推动者之一，他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杜重远不为名，不为利，一切以爱国抗日为第一要义。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一不去国民党政府做官，二不去国外经商或在上海办实业，却主动请求去贫困落后、远在边陲的新疆去帮助建设抗日基地，培训抗日干部。经周恩来同志同意后，他于1939年初携妻子侯御之和内弟奔赴新疆任新疆学院院长，并引进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不久，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猛烈进攻，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以为苏联支持不下去了，便撕下亲苏联共的进步伪装，残酷迫害前去新疆支援建设、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此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资本。杜重远被监禁并施以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坚持追求真理，最后被秘密杀害。
　　杜重远一生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楷模。他没有死在抗日前线，却在后方遇到了自己“同窗好友”的暗算。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就在他被监禁的同时，妻儿一家竟被丧心病狂地关在肺结核传染病房里，从此一家人染上了折磨终身的多种疾病。出生在牢房里的从未见过父亲的最小的女儿后来也放在这个传染病房里，命运更是悲惨。
　　抗战的胜利，日本的投降并没有给杜重远的遗属带来欢乐。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在政治的压抑、生活的艰难和疾病的折磨中苦捱着。直到1949年解放以后，杜重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侯御之作为杜重远的遗孀、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法学博士、前燕京大学教授被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一家人生活在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有了妥善的安置。但是多年的病魔缠身，使他们一家不可能像正常的家庭那样生活、工作和学习。侯御之不能到北京就职，三个孩子也不能去学校上学。这些孩子都很争气，他们在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校的情况下，通过自学分别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交通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可惜除大姐读到大学毕业外，其余弟妹均因病中途辍学。
　　值得告慰杜重远的是，他的一家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很好的照顾。侯御之身患晚期肺癌，经上海医务界组织会诊，成功地进行了特大手术，奇迹般地活到今天，今年已快90岁了。小女儿患有多种疾病，曾七次接到病危通知。一次大出血后生命垂危，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指示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努力抢救杜重远的遗孤，从北京用飞机送来急救药物，派出著名的专家，终于把她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现在杜重远的两个女儿已步入中年。大女儿杜毅颇有才华，她写的散文美丽动人，曾多次在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文艺作品并获奖。小女儿杜颖，弹得一手好钢琴，特别善于按古诗词格律作诗填词，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读来典雅清新。但是她们并没有成为作家或诗人、音乐家，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进入商海，像父亲那样办起了实业。
　　从1988年起，姊妹俩被组织批准去香港，在国外亲戚及父亲生前友好的资助下，先后开设了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远源有限公司和杜氏贸易公司，并分别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她们虽然身体不好，各种疾病不断复发，还要照顾长年卧病在床的老母亲，但是她们继承了父亲的奋斗精神，以超出常人的毅力，付出比一般人加倍的努力，在重重困难中开创自己的事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她们同英国、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有实力的财团建立了咨询和代理关系，并广泛地帮助上海、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内蒙古、陕西等地引进外资，特别着力于帮助各地利用外资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她们能捕捉时机，忍着病痛奔走于香港、上海、北京和国外进行联络介绍，组织谈判，通过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完成了一个个重大的引进项目。去年签约、今年部分投产的日产40万吨净水的上海大场自来水厂就是由杜氏贸易公司帮助引进、由英国两大财团投资、香港16家外资银行联合贷款的我国第一家按国际通行的BOT方式建设的重大项目。目前她们正在为我国四个城市引进外资建设规模更大的发电项目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有进益，她们不忘回报社会，造福人民。不久前，上海市为整治苏州河工程建立专项基金会，杜毅和杜颖捐献100万元，成为这个基金会的首批基金。
　　在此之前，为发扬光大杜重远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姊妹两人根据组织指示，负责收集整理杜重远的遗作，编辑《杜重远文集》。她们带着病痛，经过三年的努力，这本文集连同她们作的注释已于1990年出版。当她们在海外开办公司以后，侯御之曾执笔向台湾的张学良将军试投了一封报告近况的问候信。1989年11月，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据了解，这是张学良在台湾恢复自由后向祖国大陆亲友投递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来信和像片都收到了。甚慰。你含辛茹苦抚养重远三个子女成材，重远有知，亦当含笑地下，我也为你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