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容乃大——陈平原谈北大百年及其精神 [复制链接]

第4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有容乃大
　　——陈平原谈北大百年及其精神
　　徐怀谦
　　1898—1998，百年北大与中国风雨与共。有人说：“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另一方面，这是一块圣土，这是一个充满了精神的魅力的地方。也许北大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但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确有必要对它做一个像样的总结。在北大百年校庆来临之际，记者走访了北大中文系教授、《老北大的故事》（著）和《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两书的作者陈平原先生。
　　记者：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出过一本纪念文集，叫做《精神的魅力》，这个书名令许多北大人怦然心动。可是谈到北大精神，每一个北大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和理解，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有人说是科学、民主，有人说是独立、自由，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陈平原：我把北大的历年校庆作为一种文本来阅读。从二十周年纪念起，每次校庆几乎都用一个口号来诠释“北大传统”和“北大精神”。早期的民主与科学，独立与自由，鲁迅的“常新说”（1925年《我观北大》：“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马寅初的“牺牲主义”（1927年演讲《北大之精神》：“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九十年代的爱国主义，这些都没错，但都不是根本性的特点，别的大学也都有。所以，要说北大精神，真是一言难尽。不是不能说，而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这个说法，很容易被抽象化，若要强调它和其他大学不同的地方，还不如用“北大校格”。“北大校格”，或者通俗一点说，北大特点是什么？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更愿意说是“兼容并包”。因为，这里不是一种声音能垄断，你说民主科学，没错，独立自由，没错，爱国主义，也没错，但都不足以涵盖北京大学。我之所以说“有容乃大”，是因为北大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传统被发掘。比如，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的国学研究所的建立，北大人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书生的联系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根源。
　　记者：谈北大，不能不提蔡元培。您上面所说的“兼容并包”，正是蔡先生任北大校长时的一个重要主张，他同时还提出了“思想自由”。
　　陈平原：大家在谈到蔡元培的时候，常提到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919年《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一般人可能会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重兼容并包。为什么呢？借用英国哲学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前者是积极的自由，后者是消极的自由。思想自由是对自我而言，用中国传统的说法是有所为；兼容并包是指对待他人，要有所不为。消极自由的意思，是保证你说话的权利，保证各种学说并存，让它们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谁赢得民心，谁就是胜利者。大学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给他们选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说，“兼容并包”是一种制度性的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蔡先生早年再三说，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而北大不同于其他大学的特点，就是相对来说能“包容”，因而才显得大。这个“大”有两层意思：一是北大人立意高，常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抱负——当然也有人说这是狂傲；二是度量大，北大人在自信之外，相对来说，更能容纳别的思想学说。另一方面，蔡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他的总体倾向是求新、向上。例如，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
　　记者：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外，蔡先生还有哪些大学理念对塑造北大形象起了关键作用？
　　陈平原：蔡先生的思想，或者具体到他的大学理念，一方面有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比如修身养性的观念，中庸的观念，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观念等；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西方的观念。1921年，蔡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校区做演讲，较全面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希望能把中国的教育精神和西方的教育精神结合起来。中国的教育精神，他提到孔子、墨子的陶养德性；西方的教育，他谈了三种模式。一是英国牛津、剑桥养成有教养的绅士的教育模式，注重人格熏陶。二是德国柏林大学以专业研究见长的模式，注重专业人才培养。三是美国的大学模式，强调服务于社会。这三种模式是蔡元培所理解的世界大学发展的最根本的精神。后来北大较好地融会了这些精神，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模式。这其中有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和中国传统书院关系密切，而传统书院是以人格培养为中心的。北大二三十年代的办学宗旨就非常强调“陶熔人格”，北大人今天在精神上的自由度和独立性，跟这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北大旧事》的许多作者都谈到，在北大的校园内，有一股“学术至上”的空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北大人不关心政治，相反，它不仅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而且在新时期率先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和“小平您好”等顺乎民心的口号，以至于有人把北大传统归结为爱国主义。您认为北大人是如何协调学术与政治这两者关系的？
　　陈平原：蔡元培先生有一个主张，叫做“为学术而学术”，他还有一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为学术而学术”，是对有些人把做学问看成是当官的跳板的一种批判。蔡先生说，研究学术，一不是为做官，二不是为发财，为的是求真理，所以北大有一种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但北大也决不培养书呆子。它秉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太学遗风，每个北大学生身上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平时安安静静地读书，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现在流行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北大人关心政治，也是出于良知。我写过一篇文章《学者的人间情怀》，北大人的爱国主义，正是这种“人间情怀”。
　　记者：在更注重操作、讲求实用和功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北大的人文精神会不会有失落之忧？
　　陈平原：我再三说北大人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但北大人的理想情怀令人感慨，而且我不希望北大人丢了这种情怀。《精神的魅力》这个书名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的氛围在北大历经磨难，依然长存。不是说别的大学没有这种氛围，而是说，在北大这所校园里，精神性的东西相对来说更浓一些。这种情怀，得益于“历史的记忆”，不是校方规定的，也不是老师们有意识灌输的。这种记忆，借助于各种文献、传说、人物等，一代代地传了下来，而且还会一代代传下去。因为正是在那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体现了北大人独特的价值取向。所以我说，只要校园在，图书馆在，北大的精神就丢不了。当然，我之研究北大，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精神的魅力，而且是把它作为理解这个世纪中国命运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希望借助北大这个个案，来考察中国的思想和教育。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会继续做下去。
　　（题图）罗雪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