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因抗争而美丽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当人生的追求被迫降到最低点——为活着而与死神顽强抗争的时候，也许正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此时，生命该是怎样的一副面貌？癌症康复者们的苦难历程，展示出——
　　生命，因抗争而美丽
　　李文生
　　4月15日，一个以防癌抗癌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会使我结识了一群正在创造奇迹的人们。
　　假如苦难不可避免，那么只能将这重重压在心头的厄运轻轻放下，把它和以往所有的痛苦一起作为昨天的一页翻过去，闯出一条走向明天的路。
　　“癌龄”31年的朱益明师傅退休前是首钢的货车司机。4月15日，在北京音乐厅见到他时，我非常惊讶：虽然已是满头白发，但他身体健硕，容光焕发，哪有一点癌症患者的样子？
　　那年朱师傅29岁，上有老父亲，下有3个孩子。“被确诊为淋巴肉瘤后，感觉眼前一黑。当年就住了3次院，同病房共7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出来。当时绝望的心理和肉体的折磨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后怕。”
　　是听从厄运的摆布，还是勇敢地与之抗争？
　　朱师傅“从死亡中爬了出来”，成为首钢“癌龄”最长的人。他买了香山公园的季度票，几乎每天都去爬香山。早上5时差10分，朱师傅就起床了。倒两次车，跨进香山公园的大门大概才6时。500多米高、几千米长的登山路，留下了他无数跋涉的脚印。登山，使他体质增强了，更重要的是砥砺了他的意志。呼吸着北京最洁净的空气，体味着登上顶峰的自豪感，朱师傅战胜癌魔的信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在增长。“我原来并不像现在这么开朗、乐观，年轻时我的脾气很急躁，这都是得病后磨出来的。”朱师傅的语气中分明透着一股自豪。
　　如果每个人是一叶小舟，那么家就是一个避风港。风平浪静的时候，小舟驶向远方，找寻自己的梦想；陡遇惊涛骇浪，小舟回到港湾，享受家的宁静、温馨和爱抚。
　　宋亚坤才36岁，可是她已经与骨髓瘤搏斗了整整16年！
　　4月19日在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她是打过麻药后上台的。那天单位专门给她包了一辆出租车，并派专人护送，防止她不慎摔倒，因为她身上的骨骼已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绊。
　　活着很艰难，但是她活得却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是什么支撑着她那被毒液浸蚀的身驱走过无边的黑暗，迎来一个又一个灿烂的太阳？
　　“我1982年6月得病，1985年与王宝来结婚。当时好友劝他，‘宋亚坤是个癌症病人能活多久？你既然爱她，不如认她做妹妹，照顾她的后半生。’王宝来说：‘这种刺激她一定受不了，不如早点结婚，照顾起她来更方便。’”
　　谈话中，宋亚坤从柜中拿出一个本子，账页纸做的封面，里页有信纸、有白纸、有电脑打印纸，大小不齐，颜色不一。那是1992年她住院后回保定老家休养时王宝来写给她的信，在发黄的封面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夫君的娇爱生命的支柱”。
　　“16年来，光北医大我就住了9次。由于不堪病痛的折磨，我常常感到烦躁，可是王宝来从未给过我脸色。他说：‘你活着，就是最大的奉献。有你才有家，有你孩子才有妈。’”
　　那天去他家，王宝来不在。他听说武汉有治疗骨髓瘤的偏方，就赶去了，在那儿发现草药配不齐，他就又赶到草药原产地乌鲁木齐。
　　一个脆弱的生命，若能注入激活心灵的力量，那么这生命就有了支撑点，就可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大勇敢、大智慧、大才华。
　　接过李世铭先生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印着：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幼儿基本体操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下面还有手写的E－mail网址。
　　那天在音乐厅的后台走廊里，看见一群天真活泼、满脸稚气的小朋友在演练体操，我本来有些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上前一问，他们是国家体育总局幼儿园的小朋友，带队的就是李先生。
　　“是啊，从孩子身上，我们癌症患者看到的是明天。”“您也是癌症患者？”我有些吃惊地问。“这里没有一个‘好人’。”李先生指着围观的人群，幽默地说。
　　1985年大年三十的“宣判”——鼻咽癌，像一个惊雷在他的头顶炸响。面对着死神的“请柬”，这位前国家体委一级体操教练想：我何不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抓紧时间干点有益的事呢？
　　他恨不得把每一分钟都劈成两半。进医院的前一天，他开车去加油，营业小姐先是拨拉着算盘，接着又点单据，十几分钟过去了，硬是没抬一抬眼皮。实在憋急了，李先生大吼一声：“我是一名癌症患者，我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还有一次，李先生在办公桌旁从上午8时一坐就坐到了下午4时，连饭也没有吃。自此以后，老伴每天把10页稿纸数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限制”他写作。
　　得病13年，却是李先生成就最高的13年，总计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论文、文章200余万字，并获得“国家体育科技进步奖”和“体育文学奖”。
　　苦难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它能够升华人们对生活和生命的认识，使他们比常人更加宽容、更加博大、更加潇洒。
　　1994年底，被诊断为甲状腺肿瘤时，刘中陆很从容，很平静。她对儿子说，妈妈要出一趟差，你到天津的姑姑家去读书吧。送走孩子，向单位请了假，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她就去协和医院做了手术。
　　两年前，和她患难与共、相亲相爱的丈夫心脏病猝发，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早在1968年，当她19岁的时候，她的父亲——一位老干部，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经历了这么多的打击之后，总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痕迹。这一天迟早要到来。”刘老师淡淡地说。
　　4月15日我在北京音乐厅采访时，看见她正在与人商量着演出事宜，孱弱的身驱，疲倦的面容，一副稍嫌宽大的眼镜戴在瘦削的面庞上。当我提出采访要求时，她却把我领到另一位患者跟前。两天后，第二次在音乐厅与她相遇，当时她手中提着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观众捐献的不多的钱。“对不起，我下午要去看一个病人。”刘老师抱歉地说。4月19日我去北京肿瘤医院采访时，在门口又碰上她，这次她站在一张台子后，微笑着递给我一撂宣传材料。被痛苦纠缠着的刘老师，是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第一编辑室主任，她把手伸向同样苦难的人们。
　　接过她送给我的、自己编著的两本书《握住生命的手——20位癌症患者自述》和《对命运说不——20位残疾人自述》，心里沉甸甸的。我知道，她在用生命记录那些与她一样和死神抗争的人们，记录那些与她一样美丽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