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和北京“金融街”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保护历史文化和北京“金融街”
　　方可
　　北京“金融街”已经建成几座“房子”，有人形容说，它们像是把海外不同地方的金融办公建筑搬来后，将“腰身”以下砍掉，把“脑袋”直接搁在了二环路边上。这句“尖刻”之言至少应当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思考。
　　城内拥挤不堪
　　在北京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历史性的争论焦点就是“集中与分散”，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疏散”。五十至七十年代是大量行政单位进入旧城，今天则是更大量的商业和办公建筑涌入旧城，而后者对旧城的影响可以说更加厉害。如果说当年没有采纳梁思成先生另建新城的建议从而导致旧城被大量破坏是一次遗憾和教训，那么，在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是否还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教训？
　　早在“金融街”于1992年立项之前，北京市的总体规划已经将北京的商务中心（CBD）设在了旧城外的朝外地区，那里临近使馆区并且已有多个高档写字楼，规划在高度和容积率等的控制上也比较宽松。因此，功能、内容与CBD雷同的“金融街”，其构想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与总体规划产生了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这反而被作为重点项目加以扶持推动。此后，各城区群起效尤，争相在自己区内建设金融办公中心，不仅造成资金的浪费和基础设施的分散重复建设，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北京至今未形成能够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展现国际大都市风采的CBD。以致许多外商问：在北京的中国分公司到底应当在哪里办公？
　　试想：“金融街”占地一百零三公顷，总共有三百多万平方米的商业办公建筑（面积相当于三百个一万平方米的大商场），一旦全部建成，西二环乃至旧城的交通将会是何种局面？那时是否需要从金融街向东穿过故宫，再开通一条横贯旧城的“平安大街”？即使那样恐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城外才有前景
　　八十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研究建立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停止旧城内的大规模建设，集中力量在旧城外建设CBD；由于国家的行政中心（首都功能）大部分在旧城内，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将不可收拾。
　　其实，北京有过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成功例子，例如亚运村。当年曾经一度要将亚运村和几个亚运场馆放在城区内，后来经过研究安排在北四环外建设。结果带动了北四环的发展，亚运村一带成为目前城市外围较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地区。
　　我以为，北京应当努力推进在旧城外建设“多中心”的发展战略。目前应当首先限制或停止分散的CBD建设，吸取亚运村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在规划中业已确定的朝外地区，通过合适的政策引导，进行集中的高强度开发和高密度建设，尽快形成有相当规模的CBD，既缓解对旧城的压力，也满足北京的现代化、国际化需要。
　　要进一步明确北京旧城的价值和保护的意义，更为积极有效地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上保护旧城。必须限制旧城内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落实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等基本原则，通过城市、建筑、园林为一体的城市设计体系，保持和发扬北京的历史文化。同时，探索可能进行小规模改造条件下小规模改造的优越性。
　　国务院曾提出要将北京建成“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都市”。比照这个要求来审视“金融街”以及旧城内其他一些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项目，不能不让人感叹：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