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法国牛肉”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我的“法国牛肉”
　　郁风
　　“家庭妇女”这个词儿，只是相对于“职业妇女”说的，其实，从本世纪以来，任何职业妇女只要结了婚，就全都成为家庭主妇，而这个“主妇”，主要“主”的是厨房。
　　我虽然也当了五十多年的主妇，可是并没有经常“主”厨房。原因很多：譬如我母亲是“主”厨房的能手，父亲请客，她能烧出整桌待客的菜，让那些名流雅士美食家都叫好。我小时候由于嘴馋，总爱到厨房围着母亲转，说是帮忙，实在是为了捞点吃的。可母亲总是赶我走，叫我去做自己的功课。一直到中学成为大姑娘，她也不教我做菜，姨妈伯母们问起来，她说：做菜还不容易！用不着学。现在主要是先读好书，才是真本事。所以直到我成为家庭主妇，“主”厨房的本事一点也没有。当然，五十多年中，许多时候是流浪、旅行、家庭分散、坐牢七年……无厨房可“主”，也有相对安定的时期，能请保姆，就用不着我“主”厨房了。
　　近数年来，多在海外生活，虽有下一代年轻人“主”厨房，我也偶一为之做个菜。因此我的“法国牛肉”还可以露一手。
　　有一次在布里斯本，参加一对从上海移民澳洲多年的夫妇举行的家庭生日宴会，照例客人都带一个菜，我就花了半天时间做好“法国牛肉”带去。那晚在台球案上搭了板的大餐桌上摆满了数十大盘菜，约三十多位中外宾主自助取菜，到第二轮，我的两公斤法国牛肉已经吃得精光，而满桌其他盘子还剩下许多。众人纷纷都走来问我，如此好吃的牛肉是怎么做的？
　　其实很简单，现在听我道来：
　　首先是要买上脑儿部分的牛肉，至少一公斤即二市斤，洗净，切成方方正正两大块或四块，最好放在漏水的板上晾干。油锅煮热，放下肉去煎，要看着不断地翻身，直到六面都煎得有点焦黄。
　　主要配料就是大蒜，剥皮成蒜瓣儿，可不是一个两个，一公斤的肉就要满满一大饭碗的蒜。肉煎好，放水漫过肉，放下整碗的蒜，煮开后换小火，加酒、（白兰地或花雕）加盐，慢慢炖三小时，快烂时加鲜番茄两三个切开，或番茄酱也行，直到蒜和番茄全部融化成浓汁。如果喜欢，还可以加一点过油的咖喱，就有咖喱香味；不加，就保持纯蒜香味。
　　看来很容易，关键是选上好的肉和耐心地煎成六面黄（肉中水分越多越煎得慢），足够的蒜瓣儿，足够的三小时文火，保你成功。
　　为什么叫法国牛肉呢？它当然和咱们的红烧牛肉或五香牛肉不同，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如果是大块两公斤或三四公斤的肉，加上浓汁，用大银盘端上来，就像洋里洋气的西餐了。可为什么不叫美国加州牛肉或俄国高加索牛肉呢？说起来有个小故事。
　　原来我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她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想当年约二十年代，我家住在北京，相隔不远的邻居有一位廖伯伯，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曾任驻法国的公使，娶了一位法国太太，她会说一点中国话，常来我家向母亲学习做中国菜，她也教会母亲做这种法国牛肉。她有个女儿，我叫她大姐姐，当然是混血，长得漂亮极了，文静优雅，会弹钢琴。和她母亲说法国话，和我说北京话。后来我们到了上海，就不再见她了。听说她去了法国，而且，听说她读完了巴黎大学，文学哲学都是优等，会好几国语言，可却偏偏出家，一意入了修道院当修女，从来没有结婚，我们都为她叹惜。再后来，抗战开始我也离家远走，经过多少风波岁月，早把她忘了。
　　直到“文革”1968年，我先被关在半步桥监狱三年多。一间小小的监房，只有一铺大炕，睡三四个乃至五六个女犯人，经常调换。有一位新调进来和我同住的女教师告诉我，她原来就住对面监号，前几天紧挨着她睡的一位老修女在半夜里突然死去，无疾而终，死得安详。她已有六十岁，但端正慈祥的面孔仍然很美。总是微笑着安慰同监号的难友，她会讲许多圣经故事和外国文学名著。问她犯了什么罪被关到这里来，她只说是上帝的意旨。她的中国名字就叫廖家勋。
　　啊，我想起来了，莫非就是我小时候爱慕的廖家大姐姐？我详细问了那位女教师有关她所了解的修女的家世、学历、形象、语言特征，证实就是她！就是教我母亲做法国牛肉的廖伯母的女儿。
　　她是由于会讲中文而被法国教会或修道院派到中国来的吧？也许，她也是自愿回到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难忘的父亲的祖国吧？她无悔地微笑着在这里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至今，我每次做法国牛肉，便会想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