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三桥”好困惑——枞阳县白湖乡三桥村农民负担重 [复制链接]

第9版(社会周刊)
专栏：社会调查

　　“三进三桥”好困惑
　　——枞阳县白湖乡三桥村农民负担重
　　安徽日报记者 程世来 孟晓阳 叶水茂
　　编者按：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早有明确规定，提留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然而，安徽省枞阳县白湖乡三桥村农民却没有感受到中央的关怀，负担高出规定的3倍。从这篇调查中可以看出，三桥村村干部置中央的政策于不顾，另订“土政策”，欺上瞒下，多收加收乱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三桥村村干部如此胆大妄为，农民数次上访不见结果，恐怕与基层少数领导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关。解决三桥村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不仅要废除少数人订的“土政策”，对有关人进行严肃处理，还要查一查他们搜刮民财得来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我们期待着“四进三桥”，听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今年2月，安徽枞阳县白湖乡三桥村39名农民联名投书新闻单位，再一次反映该村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1996年以来，该村部分村民曾多次上访，将信访材料递交有关部门，均石沉大海。
　　4月17日，我们前往三桥，途中在庐江县罗河镇一家旅社小憩。30多名三桥村民闻讯赶来，不少人刚丢下农忙时的活计，脚上还沾着田里泥土。他们有的含悲忍泪，有的不停地在地上跺脚，异口同声：“咱三桥村民简直没法活！”
　　程应斗、周许明等人出示的交款收据表明，该村1996年、1997年每年人均负担达400多元，可《农民负担监督卡》仅填100多元。徐光正、李秀芝、谢兆萍等人反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周冲民“从正月初一忙到腊月三十，除了收钱啥事也不干”，动不动邀一些乡村干部带着棍棒、警具，闯进农民家催收款费，任意罚款、打人、撬房，搬走东西作抵押。高四九去年被打后，到医院看伤先后花了340多元的药费。童立和说：“我是他们的挑夫，去年腊月二十八，一次就挑了3台电视机放在村部。”乡亲们忘不了1996年6月的一个晚上，73岁的周振应老汉因为周冲民带人催款时说了一句“我要让你加倍交钱，倾家荡产”的话，一气之下，喝下了农药。
　　18日上午，我们“一进三桥”。村里的安泥公路上坑坑洼洼，仅有两三堆石子，可三桥村2000多名村民为修这条路，两年来人均上交70元。眺望着那口不甚起眼的侯庄塘，高桂生等人反映，“如果全村劳力趁农闲挑8000方土，15天就能完工。可周冲民偏要搞什么以资代工、推土机作业。搞就搞呗，就按每方4元算，1万方土收4万元足够用，可偏要逼全村每人交30元，总计6万元。结果是损失了5亩田，淤塞了2亩塘，即便开支了4万元，他们也多收了农民2万元。”
　　在村委会，一见我们，周冲民就让村民离开，随即关门关窗。村委会副主任钱济才则拔腿就走，唤他也不回。记者问起农民负担，周冲民一会儿用笔算，一会儿掏出计算器算，右手一直在颤抖。他无法回答记者的疑问，只好应诺，下午3时30分将与村副主任、会计、保管员一道，携带村里的账本和我们相见。
　　我们下午按时赴约，“二进三桥”。可直到傍晚，周冲民等人无一露面。记者找到周冲民那幢上5间、下5间的二层小楼，他妻子一边扫地一边说：“他哪有心思在家，中午连饭也没回来吃哩。”数十名村民聚在村委会，久久不愿离去，记者如实地记录下他们的诉说：周冲民1994年当村党支部书记还不到一年，就贪污并且有生活作风问题，受到报纸的批评，曾停职6个月。在村里3次落选后，被乡里任命为副职，再转为正职。他家的6亩地，由村里付工资雇人种地，另外请人在村林场为他种了3亩花生。吴大铁、王文龙等人反映，周冲民为收费，多次指使村干部从邮政所扣留外地打工乡亲寄给家人的款子；一些收上来的税费并未上交或办实事，而是被周冲民等人大吃大喝用掉了，部分还成了高利贷用来剥削乡亲……
　　19日上午，我们“三进三桥”，周冲民仍然不见踪影。我们在乡政府所在地一家饭店找到了村副主任钱济才、会计陈明。他俩承认，该村个人所得税两年任务为6万元，实收13万元，多收7万元；按规定，生猪屠宰税应由屠宰户按60元×210（头）的任务承包上交，可周冲民硬坚持要全村430户不论是否养猪，养几头猪，每户平摊60元，此项款去年多收1万多元。至于多收钱款的下落，他们也不知道。
　　随后，我们又来到乡政府等了3个多小时，也未见到乡里负责人。我们在一块“乡干部4月17日、18日游天柱山”的告示牌前，接下了几份其他村农民的申诉材料。看来指望这里的负责人现出身来，止息民怨，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好离开白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