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豆”们笑了——陕西“回归儿童村”纪事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黑豆”们笑了
　　——陕西“回归儿童村”纪事
　　本报记者 傅旭
　　他叫黑豆，大名陈星，今年7岁，可前不久记者在陕西回归儿童村见到他时，那个头儿看上去与三四岁的孩子差不了多少。黑豆脸上的块块斑痕讲述着一个悲惨的故事。
　　他不幸，命运使他成为一个囚犯的孩子。母亲11岁换亲来到陈家，后与叔叔相好，离婚不成，俩人合谋杀害了父亲，母亲被判长刑，叔叔被判死刑。村里一性格乖僻的老汉把黑豆收作干儿子。两三岁的他，要放羊、揪猪草、刷锅……老汉一不高兴，他就得挨上一顿揍。
　　黑豆的不幸并非绝无仅有，类似这般遭遇的有一个群体。
　　文龙、文英兄妹的父亲曾是包工头，家里有令村人羡慕的大瓦房、彩电、摩托车。父亲因外遇杀了母亲，被处决，兄妹俩靠变卖家产过活。最后，家徒四壁，只剩下墙上挂着的三好学生奖状……
　　王龙、王珍兄妹俩的父亲蹲过监狱，母亲又因盗窃被判刑8年，兄妹俩无人照管，从乡下跑到西安，终日在火车站和街头流浪，很快学会了偷窃，一次曾得手300多块。
　　这些孩子被叫作“贼的娃”、“流氓的娃”、“杀人犯的娃”、“犯属”，孩子们的心灵受到重重的伤害，他们如一群迷途的羔羊，在歧路上徘徊。
　　一个偶然，这群孩子们的命运与一位年近50的女性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10年前，《特殊战线报》的编辑张淑琴去扶风县农村采访，她见到了一个家庭：男女主人双双入狱，撂下5个未成年的孩子和老母亲。入目一幅凄凉景象———破窑，破炕，破席，破衣裳，还有小姑娘脚上的那双破凉鞋，一红一绿。
　　张淑琴落泪了。建一个“儿童村”，专门代养父母服刑而无人抚养的孩子！她发誓。
　　4年前，她离开报社，创办了回归研究会，任该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会得到陕西政法战线上的老同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儿童村”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可未来的“村民们”却还踪影全无。张淑琴和她的同事们从犯人提供的90多个孩子的名单中挑选出30多个最困难的，踏上了寻找孩子的艰难旅途。他们历尽坎坷，20多天时间里，跑了16个县市，找回30多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才4岁。
　　1996年5月26日，回归儿童村正式成立了。东周村沸腾了，远近的老乡们来了，西安市的各界代表来了，中央及陕西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来了。监狱管理机构特别批准小村民父母的代表参加了开村仪式。
　　儿童村设施齐全，整洁的儿童宿舍里，摆放着一张张小席梦思床，图书室、游艺室宽敞明亮，专职的幼儿教师、炊事员、管理员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小村民们。每个孩子都有档案，档案中有其父母的判决书、入村的申请表、孩子的体检表，与其父母的来往信件等。
　　儿童村的伙食标准不低于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孩子们每周洗一次澡，每月理一次发。
　　这里很看重自立能力的培养，孩子们自己洗衣、叠被、洗碗、扫地。
　　到儿童村不久，不少孩子就改掉了打架、骂人、说脏话的坏毛病，学习上进步很快，去年期终考试，主课平均85分。
　　孩子们爱上了这个新家，他们动情地唱道：“人人都有家，谁有我家这么大？人人都有爸爸和妈妈，谁有我这么多好爸爸、好妈妈……”
　　儿童村的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东周村被称为“西北第一村”，黄土地上的朴实忠厚的农民们给了这些不幸的孩子们一个家。村党支部书记郭建华倾其全力，为儿童村提供了启动资金和1000多平方米的处所，并担任了儿童村的专职村长，村民冯玉辉投入上万元装修儿童村的房屋，郭全孝拿出5000元订做简易席梦思床……理发不要钱，入园、入学、就医免费———东周村全包下了。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国人乐善好施的传统在这里光大。
　　儿童村开村当天，收到单位和个人捐赠的5万多元的钱物；
　　退休教师王彦玲不随儿子在日本过悠闲的生活，承担了孩子们的教育工作，代表家长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
　　陕西师大艺术系的学生，双休日自费从西安来到这里，给孩子们讲授美术、音乐、舞蹈；
　　1996年儿童节，儿童村接待了400多位来自厂矿、学校、机关的慰问者，他们给孩子带来衣服、食品、学习用具；
　　年近七旬、身患绝症的老战士常英，在与食道癌顽强拼搏的同时完成了自传体《火焰》的写作。她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儿童村，将书赠送给孩子们，并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教育孩子们要自强、自立。
　　江苏武进县一名退休教师连续八九次给儿童村寄钱，河北省保定市一位市民，从前年11月开始，按月汇款，未曾间断；
　　两院院士来过这里，马达加斯加、美国、科特迪瓦等25个国家的代表也来这里参观访问。
　　“中国农民了不起。我们国家也有犯罪，也有流浪街头的孩子，却没人过问。”美国新闻代表团团长曾这样感慨。
　　孩子进入儿童村，受到最大震撼的还是他们身在囹圄的父母。
　　在开村仪式上，女犯代表姜亚珍声泪俱下：“感谢社会，感谢党，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孩子的人们，你们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一位女犯在思想汇报中写道：“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几次想到死。儿童村的建立，使我觉得社会没有抛弃我，使我鼓起了认真改造、争取早日与孩子团聚的勇气。”
　　当蔡程程把儿童村发给自己使用的牙刷、毛巾等带给高墙内的爸爸，兴奋地告诉他，自己期中考试语文96分，数学100分的时候，父亲放声大哭起来。“我要重新做人，重新做人。”随后几天里，他一遍遍地念叨着。
　　河南省第三监狱的一名犯人给儿童村的孩子寄来48元钱，他在信中写道：“我是个犯人，也是一位父亲。比起那些无辜可怜的孩子，我的儿子还是幸运的，他有他妈妈的照顾。政府每月给我4元零花钱，这48元是我积攒了一年的收入，本想寄回去给儿子交学费，减少他妈妈一点负担，但还是寄给你们，你们比我儿子更需要帮助。孩子们，这钱是干净的，是我劳动所获……”
　　采访就要结束了，我久久地凝望着孩子们宿舍墙上的那横幅：“美好的未来属于我们，勤学苦练，成才报国”，耳畔响起孩子们稚嫩的声音———
　　黑豆说，“我大了要当公安。”
　　文龙说，“我长大了，还回儿童村来。”（附图片）
　　回归儿童村的孩子们用歌声表达对社会的感激之情。新华社记者陶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