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英雄梦 [复制链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少年英雄梦
　　黄蓓佳
　　还在女儿读小学的时候，他们班上有段时期流行自制名片。练习簿上撕张白纸下来，裁成三寸宽两寸高的一片，用钢笔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头衔、名字、电话号码和手机号。女儿有天晚上一口气做了十来张，我探头一看，头衔一律很吓人：“大富豪公司总经理”，“日立电器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裁”……我问她，有没有同学想干点儿别的？比如女孩子想当老师，男孩子要当侦察英雄或者团长、将军？女儿摇头说没有，她说所有的同学都想当总经理和董事长，因为那样的人有钱，钱是成功的标志。
　　又有段时候，自制名片的瘾头过足了，全班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游戏：制作银行存款单。照样是把白纸裁成一片片，题头写上：中国人民银行，而后是一个很大的阿拉伯数字“9”，而后是长长的一串“0”，逶迤着写满纸片的一行，留出小小的空隙写上“美元”，或是“英镑”，甚至还有“日元”。最后是自己设计出来的很花哨的签字。每晚女儿做作业，文具盒一打开，赫然一沓这样的大额存单，让人啼笑皆非。
　　再后来女儿上了初中，英语课上学了这样一段课文，大意是：一个人非常富有，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但是他没有朋友，十分孤独，一点儿也不快乐；另一个人非常贫穷，常常买不起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朋友很多，总是快乐而满足。学到这里，老师顺便问了问全班：你们愿意做哪一种人？全班五十多个学生竟异口同声答出一句话：愿意做富有而孤独的人。
　　我的女儿幽默而善言，每天放学回家总有这样的趣事说给我听。女儿总是边说边笑，笑着笑着又戛然而止，惊讶地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不笑？”我回答说，我认为这非但不可笑，甚至还可悲。女儿严肃地盯视我许久，悲天悯人地抛下一句话：“妈妈你真的是落伍了。”
　　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甚至跟女儿争辩我也不是她的对手。现在的孩子个个伶牙俐齿，对父母缺乏畏惧感，若是对他们讲大道理，感觉上就有点儿鸡蛋往墙上砸似的。
　　于是就只好一个人闷闷地想，颠过来倒过去地想。想我自己的少年时代，那实在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从《红岩》中的江姐，到苏联的保尔·柯察金，到《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到现实生活里的欧阳海，每时每刻都有顶天立地的人物产生，让我们抬头仰望，满心肃穆甚至热泪盈眶。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读《人民日报》上一篇“焦裕禄”的报道，读到一半时我痛哭失声，稚嫩的心里充满了一种献身的崇高。还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渴望当兵，期盼自己在血与火中成为英雄。小学毕业时写“我的理想”，我说我如果不能当兵那就去当地质师，年年月月风餐露宿在戈壁滩上，唯愿把地下的矿藏都找出来成为建设国家的资源。相对于九十年代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六十年代的我们在精神生活中实在富有而满足，贫乏和艰辛的境况孕育了我们崇高而悲壮的少年英雄梦。
　　我不想责怪今天的孩子们缺乏理想主义或者是英雄主义，在一个极端物欲化的社会里，他们不可能超越周遭的现实而生存。再说，每天被太多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星期都有考卷带回家里诚惶诚恐地让父母签字，期中和期末考过之后都要战战兢兢等着老师将自己的大名排好名次写上黑板，孩子的心灵深处常常是黑暗多过光明，他们非但难以体会生活的美好，反倒时不时地滋生出对周围世界的恶意，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出人头地了，就要痛痛快快地生活，痛痛快快地宣泄，享受享受高高在上的滋味。受某些舆论和传媒的影响，他们稚气的心目中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呼风唤雨的人，这些人总是金钱加权力，生活得潇洒而威风，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这些头衔毫不足奇。
　　身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无力去改变孩子们的处境和现状，但是我认为少年一代中应该提倡理想主义，鼓励他们有英雄崇拜，张扬他们的好胜心和进取心，诱发他们天性中善良和富有同情的一面，引导他们感受崇高，感受一种阳刚的美和道德的纯粹。出于这样的动机，我正在写一本儿童长篇《今天我是升旗手》，我要塑造一个充满着英雄主义和阳刚之美的小男孩，他精力充沛，奇想迭出，气质高贵，天生是一个“士兵中的将军”。他的成长过程本身是一段令人感动的经历，他生活中有幸碰到许多优秀的人，他们以自己的言行和人格搭成天梯，使他攀缘着一步步地走向辉煌。
　　在《我要做好孩子》这本书里，我写了一个普普通通却又在努力向上的女孩，这个女孩以她的宽厚、善良、幽默和“中间状态”赢得了许多家长和孩子的喜爱。在《今天我是升旗手》中，我不准备写人物的普通，只打算写他的优秀。美国人能在他们的电影中塑造出那么多美国式的英雄，我们为什么抱定写“有缺点的英雄”或者“可爱的中间人物”的宗旨不放呢？人物的完美不等同于脸谱化或僵化，我想试试小读者们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