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认为，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是：从“认识史”到“智慧说”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陈卫平认为，9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趋向是：
　　从“认识史”到“智慧说”
　　80年代初，中国哲学史研究突破长期被奉为经典的公式：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历史。这一公式尽管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它的机械性、片面性、狭隘性，在80年代以前的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已有充分的表现。舍弃这一公式之后，人们把列宁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提法，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原则。
　　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体上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通史研究方面，强调哲学史是人类认识的有规律的发展，因而都力求寻找出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规律；在对每一个哲学体系和哲学家的研究方面，突出这些哲学体系或哲学家作为人类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具有哪些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从而对以往被全盘否定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或哲学家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在专项研究方面，侧重于范畴、概念的研究。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在突破“两军对阵”的传统公式之后，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到了90年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与哲学史是“认识史”相接而又不同的趋向：从知识层面（狭义的认识论）进入智慧层面。也就是说，研究的重心不再是作为认识（知识）成果的中国哲学，而是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哲学。这在冯契、庞朴、汤一介、张世英和王树人等有关中国哲学研究的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