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农村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河南一农村
李准
这个村子叫司马村，在黄河南岸的郎山脚下。据一些年纪大的人谈，解放前，几十年间，这成皋县（现已并到荥阳县）就没有平稳过一天。军阀、土匪、地主团队整年打仗；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过了黄河以后，这里人们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照他们的说法，在那些年代，人们是“在刀子刃上过日月”。解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结束了“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过去长到八十岁没有穿过棉裤的人，也开始穿上了干净的细布衣服。在这里，再看不到乞丐，再看不到游手好闲的人。一些封建的习俗，也逐渐为新的习俗所代替。
风俗在转变
过去，司马村一个普通的小户人家要娶个媳妇是很艰难的。这里有一句话是：“娶个媳妇一犋牛钱。”所以，有些农民为了娶媳妇必须在几年前就开始积蓄。可是直到媳妇进了门，甚至都抱了孩子，账还还不清。像侯永亮弟兄五个，娶了四个媳妇就弄得他们半辈子喘不过气来。嫁个闺女也是这样，眼看着家里没什么吃的了，也要借账、陪送嫁妆。现在可不同了，侯福聚娶媳妇时和侯玉平嫁闺女时，他们都没有花到二十万块钱。新郎新娘一不坐花轿，二不拜天地，他们只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戴上两朵大红牡丹花，套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骡子，坐上大车，新郎陪着新娘由女家到男家，一路上欢天喜地，说说笑笑，毫不拘束。甚至，有的新娘上午结了婚，下午就跑着出去劳动了。
在过去，小户人家最怕办丧事，死了老人像塌了天。族大、亲戚多更是怕人，远亲戚，近亲戚，来一车妇女，带一堆小孩，一来就得领孝布，就得吃饭。大量的棉花被织成没有用处的孝布，做什么也不耐穿。特别是死了妇女，照老规矩，“娘家人”总要到男家闹一通。但这几年，这些风俗也改变了。村里农民协会已能很恰当地来处理这些事情。如侯文田的奶奶死了，害怕他舅爷家来闹着说衣服不行啦，棺材不行啦，不叫埋葬，他就去找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干部说：“你埋吧。他闹由我们和他说道理。”其实他舅爷家也没来挑剔。目前，在洛阳一带乡下办丧事已有了新的礼仪，来的亲戚，一律不用孝布，每人戴上一朵白纸花，不烧纸马不烧香，儿女们来凭吊一番，说说这人的生前劳动事迹，追念追念，既朴实、意思也深刻。
以前过春节的时候，年轻人最怕的是叩头。村子大，辈数晚，一天叩头叩到天黑，叩得腰痛腿酸。有时候在大雪地里，见了长辈人也得跪下叩头。现在他们学习区上举行“团拜”。既不敬神也不赌钱，总结总结生产，接着就看自己农村剧团唱的戏。
破除迷信
司马村过去只有东门和西门；但村子里的地都在村南，所以送粪、犁地、耙地……都得绕着走。大家都觉得应该开个南寨门，可是由于地主阶级散布了一些迷信传说，寨门一直没有开。土地改革后，地主被打倒了，到一九五三年，村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社长侯同寅的提议，这才在南寨墙上开了一个又宽又大的南门，又在南寨门外开了个十亩大的打麦场。现在站在村子里就能望见南山下那一片肥美的土地。人们愉快地从这个门走向田野，又从这个门扛进来分到的粮食。
过去盖房子都要看历书，垒个牛槽也要在墙上贴一张“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侯林智家盖房子，他爹放心不下。侯林智却不信这一套。后来侯林智爹看见农业生产合作社盖那多房子、垒那多的牛槽也不看历书，自己的胆子才大起来，就不再相信历书了。
去年这个村贷来解放式水车。在打井的时候，有不少老头说“东边地上不敢打井”。因此在打第一眼井时，许多老头子都躲在一旁不敢动手。小伙子们不怕这一套，拿起镢头就刨。后来解放式水车大量地贷来了，村里差不多的地都变成了水田，打了许多井，老年人也再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了。
另外，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
司马村姓侯的多。过去玩猴的如果进这村，往往会讨个没趣被赶走。因此一些老玩猴的都知道这个规矩，经过这村时就绕到村外走。今年秋天玩猴的又由这里过，小孩子们一心要看，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玩吧！咱们的侯不是这个猴，没有忌讳了！”接着就在村里十字街上玩了起来。
文化生活
前些时，我在村里小学校里碰到一个卖纸笔墨砚的老先生。我和他谈起来，知道他解放后换过三种职业。他原来是个看坟地的风水先生。解放后，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农民不再看坟地，他的生意也就吃不开了。不过他还识几个字，就到镇上的邮局门口给人家“代写书信”。他说，“起初生意很好”，乡里的妇女和农民都来求他。可是到一九五三年不行了。乡里人，不论妇女还是农民，人家袄襟上都带上了一支钢笔，由他跟前走过连理也不理他，没办法，他又换了现在的职业——卖纸笔墨砚。他不但卖毛笔，还卖钢笔。他说：“钢笔现在在乡里可时兴了！”
现在农村里学文化的热情确实是很高的。司马村的年轻妇女都上了民校。许多过去不识字的人，现在也能读报写信了。唐淑兰和侯培兰原来没上过一天学，目前已识到两千多字。她们每天写黑板报，字写得整整齐齐，就像当过教员似的。这个乡订有十多份“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有六十多份农民自己的“大众报”。要问现在农民的文化有多高，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初到这个村时，见到社长侯同寅给社员们讲话。他过去是个普通农民，并不识字；但现在，他无论谈农业技术，讲肥料的氮、磷、钾的使用，或讲各种治虫药粉的性能，都像个农业专家。对社员讲社会主义时，有原则，又具体，又像个久经锻炼的老干部。
现在的农村剧团，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袁坊乡和司马村的农村剧团都搞得很好。他们没收了神社的锣鼓乐器，自己就演起戏来。有时候他们自己编些新戏，有的叫作三人“对口唱”，情节虽然简单，内容却很新鲜，语言也极通俗。要演旧戏，他们也能根据自己的看法去选择剧目。
司马村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可是黑板报就有七块。这些黑板报每天都把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写出来，另外还登出大批的文化娱乐材料。群众有自己的编辑组，组长是老农民侯六斤。侯六斤是个编快板的能手，他的快板诗为全村群众所欢迎。这些快板诗的特点是能够同当前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推动生产的有力武器。例如他讽刺一部分自私的社员，编了“让分牵着跑”（专为了工分而干活的意思）的快板。一开头就是：“××不够好，让分牵着跑；……”又如在雨过天晴后，棉花没有及时锄，他编了“棉花诉苦”。开头是：“棉花开言泪汪汪，二队社员听端详：这几天你没到地来看，野草长的太猖狂。……”因为黑板报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群众也给黑板报编快板。社长侯同寅编的是：“黑板报，黑板报，好似镜子把人照。……”
农民对电影十分喜欢。目前，他们每月总要看一两次电影。他们自己还有幻灯。电影放映队如果一个月不来，他们就套起大车去接。现在群众已经能够看出电影里面的意思，并且能看出好坏了。一个老太太说：“我以前只会看人走，手动弹，火车跑，现在能看意思了。”
新妇女
张潮江过去常打老婆，用拳头打，用鞭子打，用麻绳打。解放后成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他不敢再打了。现在因为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女人们能够在劳动中挣工分，腰杆越发硬了。平常挨打受气的女人，现在你要问她：“你丈夫是不是还欺负你？”她总会骄傲地说：“他敢！没吃他的，没穿他的，他敢咋着！”
在过去妇女们最怕的是正二月。一到春节，男人们就没明没夜地赌博。他们输了钱，喝了酒，回去就打女人，还保不准要把田地卖出去。所以，每到春节，妇女们总是心惊肉颤的。她们最恨大地回春的春节，最恨万花争妍的春天。
解放后，不知道谁放出了一股风：“谁再赌博要罚吃驴粪蛋。”可是谁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接着农民协会就把赌具收去烧毁了。
现在妇女们参加乡村领导工作是极平常的事。新路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有妇女社长和妇女队长五人。有时候儿媳妇要给老公公分配活，妻子要领导丈夫工作。最初大家很不习惯，现在习惯了，老公公可以直接叫着儿媳妇的名字来领任务。有些原来在族下很有威望的胡子大长的老头，现在如果和别人闹了气，也很自然地去要求一些年纪轻轻的妇女干部来解决了。
把劳动看成人的美德
现在在农村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主要是劳动不劳动。就以司马村来看，除了吃饭时候，进到村里很少碰见闲人。集体劳动已经成了人们的习惯，他们（或她们）在田野里，不管锄地、犁地、割庄稼、摘棉花，都是不分老少地说着笑着。
这里流行一句话叫：“害怕捣指头。”现在谁想偷偷懒，也只能在家里，因为一出来就有人在背后用指头捣着他、议论着他。
在人们印象中封建落后的农村，现在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今天的农村已变成新的“礼乐之邦”，新的淳朴的风俗正在改变着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