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腕后的新生——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纪实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断腕后的新生
　　——上海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纪实
　　本报记者 吴焰
　　编者按：切实有效地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关心这个问题，近日召开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全党动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今天，本报发表上海卓有成效解决百万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经验，以及湖北鄂州发挥国企党员下岗职工模范带头作用和成都国企党组织做好下岗职工思想工作的三篇报道，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全党、全社会对做好这项工作所作的努力，他们的做法给人启示。对这项工作，各地党和政府，一定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的要求“把它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90年代的辉煌，是在传统产业的断臂求生中铸就的。
　　上海GDP在过去的5年里平均增长速度13．8％，比80年代平均增长水平高出5．9个百分点。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突破3000美元。与此相对应，纺织、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大踏步地后退，大约140多万国企职工先后艰难地离开了他们的岗位。
　　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沿，恐怕还没有哪一座城市面临的问题像上海这样突出——这里拥有我国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国有企业职工占全市职工总数的比例最高时超过90％，即使是在1997年底，全市还有67．3％的职工集中在国有企业，总数超过292万人。
　　但是，在这座城市，5年中，100万下岗职工就业于新的岗位。
　　旧体制束缚了企业的活力，更抑制了人的勇气和创造性——壮士断腕方有新生
　　陈洁的生活轨迹平常得随处可见。读书时赶上个“老三届”，插队插到了遥远的西双版纳。1979年按政策回沪，陈洁被分配到大中华橡胶二厂。在厂里，她因为工作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10多年了，她就像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切按程序运作，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厂里会不要她。因此，当1993年因企业效益不好，40岁的陈洁被迫下岗时，她顿时感到命运的残酷。
　　陈洁只不过是上海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她的经历，也只不过是这一代人命运的缩影。
　　1996年，上海工业系统43户企业破产，涉及职工5万余人。1997年，29户企业破产，涉及职工2．9万人；兼并企业110户，涉及职工11万人。5年间，仅纺织系统就关掉老企业185家，压缩棉纺锭100万锭，减员27万人。“八五”期间，下岗待工人员高达86．1万人次。
　　面对这骤然降临的巨变，和陈洁一样，这些过去为企业、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也安安稳稳地躺在国有企业怀抱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职工，心里那股滋味可想而知。
　　“走过去，前面一片天”，这是许多下岗工人的感慨。
　　陈洁下岗后，那一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去应聘，对方不是嫌她没有技术，就是嫌她年龄大；拿了积蓄到小商品市场租个摊位做服装生意，可四五天下来，冷冷清清……她消沉过，迷惘过。但是，儿子书还要读，老人病还要治，日子还要过下去。于是，陈洁又去翻报纸，寻找招工信息。
　　凤凰是在火中重生的，下岗职工也是在饱尝了酸甜苦辣、历尽千辛万苦后，才获得了新生。
　　严惠君对此最有感受。她在纺织系统“再就业服务中心”工作。短短几年里，她感到职工对待下岗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当初，许多下岗工人都抱着“等、靠、要”想法，现在则似乎少了，主动跑职业介绍所了解信息、去劳动力市场应聘的多了，中心举办的各类技能培训班，报名者济济一堂。过去坚决咬定“先国企、后集体、死活不去干个体”的人们，现在也开始考虑从事个体工商业甚至当临时工。严惠君感慨万千：“帮我再就业”终于成了“我要找工作”。
　　44岁的陈修茑现在是德国福宝公司在上海的头号推销员，前不久因业绩突出受奖励，去了一趟德国。但有谁知道，当初下岗应聘去做推销员时，她曾经两个星期推销不出产品，而面临着被辞退的危险？有谁知道，她曾从早上9时到晚上8时一直不停地楼上楼下敲开100多户家门，却一无所获？咬着牙挺过来，她领略了更多的人生：“我还年轻，新生活的路才刚刚开始。我的前20年，一直是别人安排我；我的后20年，要由自己来安排、创造。”
　　今天，在上海，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不断涌现——
　　去年底，上海表彰了100名自强不息再就业先进个人，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曾经拿惯了梭子、使惯了锤子的工人，如今已端起了盘子、站起了柜台，有的还当起了店主、做上了经理。
　　新鲜事不时传出：陈洁后来去应聘做家庭服务员，再后来又成为街道居委会主任；昔日管着一台机器的庄红卫如今成了管理7个分社、100多名员工的总经理，她创办的“庄妈妈净菜服务社”生意红红火火；蒋莎从第四纺织机械厂下岗后，带领20多位姐妹，集资组建起以下岗女工为主体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她们生产的纯水，特地用“自力”作商标，如今，“自力”牌纯水正进入上海千家万户中，蒋莎也在刚刚揭晓的“上海十大杰出青年”中榜上有名。
　　新景象也层出不穷：在岗的工人出现了学技术热、读书热，为的是避免下岗；一些工人主动要求下岗，为的是去追求一份更适合自己的新岗位；下岗的工人兴起培训热，遍布全市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培训班里，人头攒动，骑车40多分钟也风雨无阻；纺织女工邱德馨18次下岗，但她又第19次鼓起勇气再次上岗，终于在家政服务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一些新观点不断从下岗人员口中听到：“原以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想不到许多事我都可以做，而且能做好”；“下岗不是灾难，而是一次新的机会”；“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从建桥到拆桥，上海始终坚持一个思路：既要竭尽全力妥善安置下岗职工，更要为劳动力最终走向市场化而建立新机制
　　再就业已成为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下基层，访家庭，听民情，搞调研，成了市委书记、市长每年工作的重要内容。人们说，只要是有利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事，领导干部都会“不请自到”地认真去做。
　　与下岗人员直接打交道的“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他们，走街串巷每个月按时把生活费送到下岗工人手中；是他们，为下岗人员的每个上岗机会四处奔波。
　　浦江两岸处处汇聚爱的暖流。团市委办起了上海青年志愿者免费学校，妇联组织起女工双休日培训班，工会开起了各类技能班、讲座，效益好的企业捐巨资建起“再就业培训基金”。在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的400多所职业介绍所里，从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能及时了解全市各行各业的招工信息；开放式的职业咨询，频繁传递着就职指南和供求意向，上千个职业“红娘”，为下岗兄弟、姐妹们出谋划策，牵线搭桥。
　　上海对于“再就业”，不仅仅投入感情，他们还在倾心尽力地建立新的制度。
　　1996年7月，上海独创并首先在纺织、仪电行业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一年后，这一形式扩大到包括轻工、化医（即化工、医药）、冶金、电气、建材等7个行业。
　　上海人把“中心”的出现比作“金桥”。它受托管理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使他们不再滞留在企业内部，企业得以轻装上阵；同时，又没有把企业富余人员向社会一推了之，使他们有一两年的缓冲时间，做好走向市场的准备。
　　上海两家棉纺织老企业——上棉十厂和上棉二十八厂1996年联合组建上海安达棉纺织厂时，需要压缩3．6万落后锭，安置分流2000余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首先为企业“托盘”，到去年底已有1360名职工进入“中心”托管，不仅基本生活费准时发放，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得以维持。“中心”还与企业、社会联手开办了计算机、财会金融、烹饪、裁剪等数十个培训基地，帮助他们掌握多种新技能，到年底净减员1400多人，调整期间未发生一起矛盾激化事件。
　　与此同时，一些为“拆”桥而作的准备也紧锣密鼓地拉开，初步形成了社会劳动力分流网络和循环机制——全市性的劳动力需求制度和职业需求预报、收集、整理分析制度正在形成；与岗位需求相结合的就业培训信息网络开始运行；三级救助机构、四级救助服务网络已经铺开；还有职业技能鉴定网络的操作、就业预备制度的试点、劳动岗位指导价格、行业工资指导线的发布、失业保险金的改革，以及对下岗特困人员进行帮困的机制。最大的变化是：以培训来促进再就业正成为主旋律，政府专门设立1亿元培训基金，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并计划在3年中，使培训人次达到40万。
　　就在这一“建”一“拆”中，7个再就业服务中心一年半时间里分流出了21．8万人，分流率达到72％，与“中心”真正“断奶”解除托管关系的共17．6万人。全市地方国有、集体企业1997年分流人数也达到30万人。
　　不仅仅是百万下岗职工，1300万上海人都是“再就业”的受益者。让百万下岗人员重新就业，上海花了5年时间。但这也仅仅是跨出了一步。
　　上海今天又面临着新的就业难题：低水平的劳动力素质和岗位需求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市劳动局和统计局1998年度劳动力需求预测调查表明，需求总量中有40％的工种岗位对文化程度、技术职称、等级等有一定要求。
　　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统计也证实：劳动力信息网络每年可提供的16万空缺岗位中，有5万是目前下岗职工“想干干不了”的技术工种活儿。
　　一个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时代正在来临。一个公平竞争大舞台也已经开始出现。职业的贵贱、岗位的优劣正受到重新审视。一向由外地民工一统天下的保姆、护工、环卫、搬运等苦、累、脏、重活，已开始看到上海人身影；过去不屑一顾的私营个体企业里，也能听到打工的人说的是“阿拉”口音。人们期盼着，在再就业工程的攻坚中，将迎来劳动力市场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