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宁论广播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加里宁论广播
邹晓青
广播这一现代化的有力的宣传工具，一直受到苏联共产党的重视。列宁曾称广播为“不用纸张和没有距离的报纸”。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的广播事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着。
加里宁在卫国战争时期，曾对报纸记者和广播记者们作过一次谈话，谈话记录后来以“论记者和通讯”为题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加里宁曾正确地说明了报纸、广播等在宣传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苏联的报纸、广播和资产阶级的报纸、广播中间的原则区别；特别对广播这一工具的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具体地提出了对广播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
加里宁说：“在现代社会中，报纸、广播和电影，起着极大的作用。作为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它们对于人们舆论的形式有着很大的影响。”他特别指出：“和报纸比较起来，广播所服务的人要多得多。”“广播，就它的规模和它的群众性来讲，大概是最有力的宣传鼓动工具了。”
加里宁揭露资产阶级广播的欺骗人民的本质：
“它们的使命都是歌颂和粉饰现存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适合于这种方式的各种制度，经常地并且用种种理由向群众鼓吹一种思想，就是这种方式和这些制度是完全适合于人类的天性，因此它们是‘天然的’，这种方式和这些制度是最好的。”在资产阶级广播里，“耸人听闻的消息、有趣的插曲、刑事案、政治丑闻和显要人物中间的家庭纠纷等等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吸引听众的手段，同时又作为一种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的方法，使他们不去分析和了解现实。”
可是在苏联广播面前，“摆着更崇高的任务和我要说是无比广泛的任务：不是为个别的、一小撮特权者的小集团服务，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发展、启发和教育广大的群众，在他们的意识中灌输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高贵和最人道的原则”。苏联广播“极力使人民惯于敏锐地注视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了解这些现象，并把这些现象纳入我们苏维埃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总轨道”。
加里宁接着说：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广播“必须成为不大通俗和不大有趣，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身一定要限制它们的活泼生动、它们的丰富多采、它们的鲜明华丽，它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教训的或是道貌岸然的叙述。一点也不是！相反地，正是这样的态度，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和广播工作者打开了无限的活动范围，使他们可以在真正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从事有灵感的创作”。
加里宁指出：广播记者“应该有确定的思想观点”，“应该有党性”，应该“学会创造地表现这种观点和党性。应当使每一篇文艺随笔、通讯和每一个广播节目都是现实主义的，充满了思想内容的”。“应该找出每个个别现象和总的现象的关系
（部分和整体的统一）”。
加里宁批判广播稿件写作中那种自然主义的偏向，反对宣传中的标语口号化和公式化，要求“要用非常客观的态度来描写个别事实，但是这篇描写给人的印象……却应该是使他了解党性”。
加里宁对“只描写人的物质成就”那种介绍先进人物的典型通讯给以批评。他说：“这是不够的，我们的生活逐渐复杂化起来，人民变得更有文化，他们的精神方面的要求也就更多。”“一定要把一个人连他的心理方面都表现出来，表现他的精神体验、他的思想、他的文化程度、他在社会上甚至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他的工作能力，同时强调出他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精神力量的一贯地紧张的结果，是他确信他的劳动是有益于社会的信念的结果，我要说，是他的满怀着崇高憧憬的结果；那就是说，他了解他的劳动并不是简单的体力的努力，同时这还满足了他精神的要求。”
加里宁向记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应该出入于苏维埃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圈子，熟悉这些圈子所关心的那些迫切的问题”，“观察并勤恳地研究”当地的生活，写当地的“最引人注意和最为人关心的事”；应该学习那些诚实的作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放进“深厚的感情和心血”。这样才能影响读者和听众。
当分析广播和报纸的不同时，加里宁直捷地指出了广播是用声音来传达给听众的这一基本特点。
“短评、随笔和文章等等，不是被人家阅读，而是被人家听的。当你看报的时候，普通总是抓住最重要的而放过不重要的，这是眼睛的工作。可是当你听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字的声音，以及听觉怎样感受它，都有很大的关系。假如在阅读时是视觉在起作用，那么在听的时候就要由听觉和播送的声音来决定效果。问题是在于：对于阅读和对于收听，绝不是常常能把同一个意思同样有效地表现出来。”
根据这一特点，加里宁要求广播的稿件“要写得简洁”，做到“极度明白易懂”，还“应该挑选怎样的形式使报道变得有趣”，“编写工作应该是很细心的，必须绝对消灭文法上的错误。在播出之前要“试听一下，看看人们在收听这样的节目时，是不是会关上收音机，或者相反地把收音机开得更响，使节目可以听得更清楚，并且一直把它听完”。加里宁说：“记者往往用纯粹纪录式的文字来写建设、工业、农业和文化等。这样是不行的。记者应该做到使他们的随笔、报道或文章，在形式上都是吸引人的。”应该设法使听众感觉兴趣，“甚至激起他们的好奇心，使听众不会关上收音机”。
加里宁接着向苏联广播工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广播中的文学创作需要有一些特殊形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加里宁举出苏联广播节目中一些成功的例子。在纪念“聪明误”的作者格里包耶多夫的时候举办了特别广播节目，节目办得很有趣，“我们要用我们过去的历史的教训来教人怎样处理当前的问题，教人养成高贵的品质，养成他们对思想性的渴望。在向他们介绍这位作家的时候，顺便也就教育了他们”。为种菜园的人办的广播（苏联在战时有许多城市居民响应党的号召，辟隙地种菜，以补农村供应的不足）播送了许多讲话和建议，“是符合我们各城市里广大居民阶层的迫切要求，他们对这种材料感觉兴趣。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也找到了执行党的路线的适当的形式”。对青年的广播节目“办得还不坏。需要有系统地向我们的青年介绍新的科学作品，介绍各种不同的发明和发现。所以在这里如果请我们科学界和技术方面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到话筒前来讲话，那是一件并不坏的事情。……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同时也会给广播节目带来一些多样性”。
加里宁主张广播里要办各种题目的述评，除已有的国际述评外，还要国内各地生活的述评，关于个别技术、科学、文学、艺术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问题的述评，“这些述评应该是简短的，至多十五到二十分钟”，“不必每天播送，而是每月两三次就够了”。
加里宁还指出：“广播除了日常的时事报道、述评和随笔等等之外，还有着像音乐广播那样占优势的一面。通常人们把广播中播送的音乐只是作为一种消遣，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无形中还学会着怎样正确地唱歌，学会新的曲调，培养自己的音乐趣味，提高本身的音乐知识。”
加里宁非常重视在广播中与听众的联系。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广播虽然报道了许多有益的消息，广泛而详细地向居民作了报道，然而它在工作的时候好像是在执行例行公事，并没有跟听众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建立这种联系并不是很容易的，“当你在对看得见的听众说话的时候，普通你总是望着坐在你面前的人们，设法和他们发生联系，建立直接的相互影响，那时你对听众就不会漠不关心。假如你对听众不是漠不关心，他们对你也不会漠不关心。广播听众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在这里，第一，听众很多；第二，一个人也看不见。应该怎样和这样的听众联系，使他们对你不是漠不关心，和怎样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呢？要做到这一点，每个广播记者必须会想像自己有一班听众，必须会‘看见’和‘感到’他们是在你面前”。
加里宁主张播送听众来信，在广播中“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的方针”，并征求一下听众对于安排节目的意见。他认为办广播节目应该符合听众的需要。他要求培养受听众欢迎、为听众熟悉的广播记者、广播评论员、广播随笔作家、广播小品文作家以及这一类文学广播工作者。他说：“这可以帮助广播和听众更密切地接近起来。”
在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的先进经验的时候，加里宁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应该深刻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