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的期待——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长篇的期待
　　——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讨论
　　本报记者 杨少波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揭晓与颁奖，使关于长篇小说的讨论又成为令人关注的话题。中国作协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后不久，约请王火、陈忠实、刘斯奋、刘玉民等四位获奖作家和在京的评论家一起，共同研讨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
　　现实和历史的开掘是长篇面临的主题
　　长篇小说的篇制结构决定了它的巨大容量。现实与历史是其必须直面反映的母题。
　　无论作家从怎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真切的现实性和厚重的历史感始终是优秀长篇小说应该具备的品质。《红楼梦》、《创业史》、《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文学史上的长篇经典无不在开拓现实和深掘历史两方面展示优长。具体到本次茅盾文学奖的四部作品，《骚动之秋》反映的就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火热现实；《战争和人》对中国从抗日战争的前奏到最后的结束整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亲历目睹式的真切描绘；《白鹿原》对历史反省式的把握使其更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白门柳》对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独特观察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和作用。回望历史，对现实发言，是长篇小说应有的姿态。
　　这样就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作家有扎实丰厚的生活根底，有观照历史、现实的独特理性思考。前者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辛苦积累，后者则需要在积累之上的学识、才情和理论眼光。王火写《战争和人》用了近四十年时间；刘斯奋把一生中的十七年投入《白门柳》的创作之中；陈忠实为写《白鹿原》孤居乡下、潜心创作的功夫更为人们熟知；刘玉民的《骚动之秋》是作者三年投身农村改革第一线的劳动结晶。
　　王火说：“写长篇是一种冒险，是靠毕生积累的厚积厚发，我当时写作，只是想写给家庭中的年轻人看，要给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告诉后人我们经历、感受、认识到的那段历史就是这个样子。”正是在这种朴素的出发点背后，有着作者亲身经历之上的历史观。刘斯奋认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应该给读者提供比现成的、流行的说法更深刻的思考。但小说家不能去图解历史学家的研究，作家应该对现实、历史采取带有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特质的把握方式。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的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则更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
　　然而长篇小说反映历史与现实并不是一个浮泛直板的问题，深刻的现实性和巨大的历史感应贯穿浸透在作品的每一个细微要素：人物的塑造方式，情节的推进动因，结构的安排骨架，甚至叙事的方法角度和语言的具体运用……这对作家也是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式的考验和挑战，它要求作家真正在抽象的理性层面和最具体的感觉层面对所把握的对象充分圆熟地掌握。要一笔落下，墨分五彩，浓淡干湿，阴阳向背，喜忧惊恐，皆在其中。
　　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是艺术反映中最基本的一组关系，然而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决定着它与现实历史的关系有着更天然的深层关联，对这一组关系的把握是着笔长篇的起点和落点，它对每一位从事长篇的作家提出了最基本和最严格的考验。
　　情节、人物、结构仍应是长篇的主要构成因素
　　作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情节、人物被作家、评论家重点突出。故事和情节是支撑长篇小说这种宏大体裁的主要材料，成功塑造的典型人物则是情节最有活力的推动者。生动丰富的人物、扎实推进的情节，又是长篇小说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可靠保证。
　　陈忠实笑谈他也曾有自己包销自己作品的尴尬经历，说正是为了不再自己卖书，他在写作《白鹿原》时，更注重了小说的情节、人物等让普通读者易于接受的因素。他甚至还专门研究了美国畅销书作家谢尔顿的作品，从中找到的也是情节和人物等“老一套”的小说因素，而正是这些“老一套”的因素，使作品赢得了更广大的读者，同时也使作者经受着更大的考验。
　　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和容量，使小说的结构成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具有优秀艺术潜质的长篇小说，其中不乏精彩内容和动人篇章，但大多因缺乏一个与之相应的坚实结构而使整体松散漫漶。
　　陈忠实说：“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的艺术，长篇的结构最怕的是陕西人的一句俗话：‘提起来一串子，放下去一摊子。’”因内容的不同，没有两个作家和两部作品会有相同的结构，而往往整体结构的确定就意味着内容框架的确定，从结构能力上我们也能分辨出作家的各个不同。
　　刘斯奋谈到了结构产生的社会必然性。人们在农业社会之后，大工业生产的结构性生产方式已经把“结构”这一概念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及思想观念之中，长篇小说不过在组织形式上重新发现、梳理、清洗这种“结构”，使时代的精神架构在艺术中更集中丰富地展现。
　　人们对长篇小说中情节、人物、结构等艺术要素的关注标明着长篇的自觉与成熟，标明长篇有勇气有能力回到这些最基本的出发点，不再云遮雾罩地隐躲在虚玄飘渺的“空想”和“主义”之中，而是敢于从直面生活的角度，从真诚面对读者接受的角度，从长篇小说作为一种同其他千百年来的艺术及生产方式一样有其独特“技巧”的角度来看待自身。长篇小说也将因此而在众多艺术门类中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和特殊的尊严。因为长篇更多地是面对一个社会历史时期，一个时代，一个整体而发言。
　　拓展长篇小说的可能性
　　季红真指出拉美文学的独特现象。拉美文学正是发挥了拉美这块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获得了世界的普遍性，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她认为，《白鹿原》的特色在于作者发挥了陕北高原这块土地的特殊性，发掘了这块土地上新的话语资源，因而获得了其存在的丰富意义。我们现在的创作缺少的正是要不断发掘和寻找自己的这些资源。
　　新近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也可以说又是这样一部因其独特性而得到广泛接受的作品，这部作者跑了两年，写了差不多一年，又放了两年才公诸于世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他熟知的藏族土司制度的盛衰历史。藏民族特有的历史、宗教、文化知识、人文景观、自然风物、语言方式都使这部作品独具特色。在修辞学的意义上，因某种辞语表达方式的单纯性和独一性，而常常使这一辞语担负起更多的丰富性和多义性。长篇小说在深入发掘某一单纯而特殊资源的基础上，也会使其题旨指向超越特殊具体的广泛性：小说中的人物和关系成了永恒的人类状态或处境的象征，其它民族和地域的人们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正像或倒影。
　　有人说过，在本质意义上，每一种艺术门类真正的创造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拓展着这一门类的规则和可能性。长篇小说的每一位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也都以自己的作品重新回答着“什么是长篇小说”这一问题，他们在各自努力方向上的拓展都在开掘着长篇小说的可能性。
　　蔡葵提出了关注长篇小说创作方法的拓展问题。他说长篇不是急功近利之作，因其反映对象的严肃性和整体性，它和它所反映的对象之间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感。正像袁鹰所说的那样，长篇的题材要有一定的沉淀。对现实的反映，也许短篇和中篇更自然地能担当其任，我们不要忽视长篇小说创作手法在现代的种种尝试和创新。
　　现实是丰富而多方面的，反映现实的方式和角度也是多种多样的，只要不离开现实和历史，一切新的有益尝试应该化为我们创作方法“武库”中的利器。在创作方法的层面上，不必要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尖锐对立起来，但对于新的“外来”的方法的应用，一定要“细心”分辨，在勇敢“拿来”的基础上，使之真正成为“为我所用”，用有所长的有力工具。
　　我们对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还缺少更深入科学的研究、对“什么是长篇小说”的问题更多地还停留在形态和功能特性的描述上，我们的作家在不断用自己的创作丰富、拓展着这一概念的内核，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应该在最新层面上有系统全面的总结和概括。
　　究竟如何才能达到理论和创作上对于长篇小说的共识，季红真快语直道：“小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写得好！”理论家的宽容姿态引来了几位作家的掌声。
　　理想、责任和信念
　　几位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几乎都把自己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文学。
　　王火在发言中不止一次地说长篇创作是冒险的事业，青春耗费，却难保有成。“文革”中《战争和人》一百二十万字的第一稿被毁，文革后五十五岁时提笔重写，创作第二部过程中患严重脑震荡，一只眼睛失明……这一切仅只是创作过程中能说得出“名目”的代价和付出。但在他心中执著于一个信念：我要给后辈的年轻人看看，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当中是理想，是责任，是信念，这又怎能用“代价”和“付出”来评价衡估这“无价”的生命事业？
　　刘斯奋在构思创作《白门柳》之初，就预感到这项浩大工程将会耗费掉一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岁月，然而“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文化延承的精神传统，使他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己身上文化“守护者”的责任和使命，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回身进入到明末清初那段历史之中，在“夕阳芳草”、“秋露危城”，“鸡鸣风雨”这短短的三个辞句中品味朝代更迭，炎凉悲欢。
　　只要看一看创作《白鹿原》前后陈忠实照片上的变化，数一数在数年辛苦中脸上堆起的道道深褶，就会理解他要为自己写一部身后垫“枕头”作品的那句痛辞后的悲壮。
　　正是这种关乎理想、关乎责任、关乎信念的浩然之气贯注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这是一部作品真正的背景所在，魅力所在。他们正是以自己的经年辛劳和胸中浩气站在了读者的面前。
　　关于长篇小说的讨论涉及的问题还有很多，诸如作家的学识和修养问题，作家创作上的扬长避短问题，创作如何面向读者市场又保持文学品格问题……，等等。
　　对长篇我们保持着永久的盼望和期待，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中，它仍然厚重地起着“压舱石”的沉稳作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这样定义长篇小说的功用：一、作为对人生的一种解释的表现；二、娱乐；三、宣传；四、报道；五、改变一种文化的语言和思想；六、创造生活方式和评判趣味。我们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期待着那一个时期，一个时代，一个人群，一个整体而发出的巨大而深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