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10版(理论)
专栏：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问题
　　刘国光
　　编者的话：在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基础上，1997年中国经济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为了使这一良好态势得以保持下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增长速度、宏观调控和供求关系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研究员撰文，对这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很有说服力，值得认真一读。
　　增长速度
　　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有时是逐季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还未停止。从1992年14．2％的高峰，降到1996年的9．6％，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这是大家公认的。
　　“软着陆”成功后的1997年，人们以为经济运行已经到了“谷底”，速度该稳住了，或者重新启动、回升。但这一年GDP增幅降到8．8％。这虽然是仍居世界首位的高速度，但逐月下降的势头，迅速向着当今我国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逼近，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对此，我们在去年10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曾经指出：“在保持宏观调控的一定力度时，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动趋势，都会有一定的惯性。这是由部门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生产与需求间的关联效应所决定的。这种关联效应也使政策具有滞后效应。”那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尚未显露，我们提出了“当前为了防止经济回落的惯性可能带来后续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需要适时适度地及时作些必要的松动微调”。
　　此后，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展到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并影响到全世界，其对我国的影响也逐渐显露，这种松动微调就更是必要的了。事实上，在实施“软着陆”的后期和“软着陆”成功之后，已经陆续采取了一些金融微调措施。去年10月以后，经过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认识，特别是金融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这些微调措施一步步强化，除了取消银行贷款指令限额、进一步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外，还特别针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减少和国内需求增幅有所放缓的趋势，推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内需等重要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发挥作用有一个时滞的问题，而且有些措施（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到位和落实还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加表面化，所以，上述措施未能即时阻止速度下降的趋势。1998年第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增长7．2％，增幅比上年同期进一步下降了二点二个百分点。看来，今年全年要达到8％的速度目标，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目前支撑8％增长的客观条件还是比较充裕的。交通、能源、原材料、农业、外汇储备、通胀率等，都是多年来最为宽松的，可以支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有理由认为，随着适度松动微调措施的逐步到位和发挥作用，速度下降的趋势将会逐渐稳下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将出现回升。
　　问题是已采取的微调措施力度上是否够。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加大到15％能否落实？是否足以保证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是否还需要也可能再加一点力度？如果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在投资动力、项目准备和资金渠道上有无保证？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当然，固定资产投资的乘数作用对经济发展的后续影响很大，不宜跨步过大，并且要防止重复建设造成新的结构扭曲、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所以应十分谨慎。
　　宏观调控
　　针对“软着陆”成功以来国内经济运行走势出现的新问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新情况，在宏观调控政策上进行某些措施和力度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这些调整的意义应当怎样认识呢？采取某些金融松动、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措施，是不是意味着放弃适度从紧的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转而采取我们过去曾经用过的那种扩张性政策，或者转而采取传统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性政策呢？还是意味着这仍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方针的前提下所作的适时适度的、调控力度的调整呢？
　　前一种观点事实上把我国增长速度的某些下降看成是典型经济周期谷底延伸的停滞衰退，需要强扩张性的调控政策才能启动。因此，不必再提什么适度从紧了。应当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形态已发生变化，经过“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在这样一种位势较高的“谷底”，虽然出现了某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等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并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逐步解决；但接近并环绕8％的经济增长率目前仍是居于世界前列的速度，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还不能说我国经济已经处于类似西方典型经济周期的停滞衰退阶段而需要实行全面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为对付目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必须加大一些松动金融和增加投资的力度和幅度，但这仍属适时适度微调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措施与力度都是审慎的、有选择的和有分寸的，而不是全面放松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
　　从中长期来看，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旧体制惯性尚未根除以前，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把宏观调控措施在力度上的短期调整置于中长期政策之下。其理由除了去年10月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中对为什么“软着陆”成功后还要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所讲的五条（经济蓝皮书《199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页）外，这里还要指出以下几点：
　　一是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灵活性。适度从紧、适时微调，从十四届五中全会到十五大都是作为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提出来的。现在虽然企业、金融、政府机构三大改革步子加快，但整个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轨的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原有体制所固有的约束软弱和盲目扩张的机制仍未消失，“适度从紧”作为中长期方针，仍有继续坚持之必要。
　　二是在宏观调控措施力度的短期调整中，不能忽视短期调整对中长期的后续影响。近期通货膨胀的危险虽然暂时有所削弱，但潜在反弹因素始终存在，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还不能说已经巩固。所以要警钟长鸣。这有利于防止搞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一哄而起、重蹈覆辙。
　　三是坚持这一中长期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政策措施和力度的适时掌握、适度调整，既可以为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留有充分的空间和余地，又可以为把扩大内需同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良好的宏观环境，从而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顺利推进。
　　供求关系
　　最近一段时期，在社会商品总供求关系上，面临着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表现为有些商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增多，一些生产能力多余而开不了工，等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以便找出解决途径，在社会上的讨论中频频出现和使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买方市场等概念。这些概念看来相似，其实是有差别的。有些论者把供大于求等同于或归结为“需求不足”，这不免失于简单化。其实并不是所有供大于求都源于“需求不足”。比如，正在压缩掉的一千万个纺织锭子，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又比如，前次经济过热以来就出现并且几年来还在增加的已达到六七千万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是需求不足造成的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例子举不胜举。此类“供大于求”的原因只能从结构和体制上去找。近一时期以来出现的供大于求，不宜简单地归之于“需求不足”，而是蕴含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来由或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这是市场取向改革的一项伟大成果，是不容否定的。这里所说的“买方市场”，指的是正常的买方市场。我在1983年《再论买方市场》（《人民日报》1983年9月23日；《财贸经济》1983年第9期）一文中曾把它界定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买方市场”，以区别于“供给过剩的买方市场”。“略大”多少才合适呢？当时提出，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的差额应满足三项需要：（1）正常的周转存货（生产和流通环节）增长的需要；（2）预防不测事故（自然、社会）的储备增长的需要；（3）为实现消费者选择权利和造成生产者竞争环境必须淘汰一部分落后陈旧商品和生产能力的需要。在上述合理界限内形成的供给略大于直接需求，特别是为保护消费者正常权益和促进生产者正常经营的剩余是开展合理竞争所必需的生产剩余，是健康的市场经济所绝对需要的，既不应视为“需求不足”，也不宜叫作“生产过剩”。如果勉强借用“生产过剩”的概念，那则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页）
　　第二个组成部分：超过上述正常买方市场合理界限的供给，是真正的生产过剩。这其中有一部分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所形成的，而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以及经济过热时期的过度膨胀、泡沫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扭曲、资源浪费等恶果造成的。
　　第三个组成部分，即除了上述第一和第二个组成部分以外剩下来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部分，才可归于“需求不足”。这部分不足源于内需或外需，源于投资或消费，或兼而有之。“软着陆”成功后，尤其是去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惯性下滑和境外经济风波影响的显露，需求相对不足的问题逐渐突出，包括内需和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增长势头均有放慢倾向。
　　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因其来源和性质不同，所以不宜等同对待。对于正常买方市场应予保护、巩固，使之健康发展。对于生产过剩（不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应从体制上、结构上探寻根源，压缩陈旧落后的生产能力，挤掉仍然存在的经济泡沫，逐步调整生产供应结构，使之适应有效需求结构，以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需求不足部分，则应从内需外需、消费投资诸方面探寻原因，找出对策，从刺激有效需求着手（我国目前主要从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面着手），增加和改善有效供给来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如何认定和对待，是我国特殊国情中产生的一个特殊问题。它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