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介绍“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陈大可
潘培新等译　学习杂志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反对宣传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这是苏联目前最为引人注意的问题之一。“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一书编译了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及其他杂志上有关宣传工作方面反对教条主义的十二篇社论、专论、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批评了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分析了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指出了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事业的危害性，并提出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方法。其范围也涉及反对科学研究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是有长久的历史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教导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使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反对一切不和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因此，在我国，教条主义曾受到过严重的打击。但是，教条主义是一种极为顽固的毒菌，很不容易彻底清除。所以在我国大力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今天，这本书对于我们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一切活动的指针。它给予我们对一切事件的判断和应付能力，给予我们以共产主义胜利的坚定信念。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是党组织的切身的事业”
（原书第九十六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革命性。它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是不断以新的革命的经验来充实和提高的。因此，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决不能死背教条，而必须理解它的精神和实质，吸取它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经常保持活跃的生命力，才能对实践起重大的指导作用。
但是，苏联近年以来，有许多理论文章和宣传论文，许多讲演和报告，往往以教条主义的方法进行论述。其结果不仅没有正确地教育人民，反而“妨碍人们正确地理解那需要认真地深刻地进行科学研究和论述的东西”，“使我们干部创造性地理解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和顺利地实现这一政策的事业受到损害”（原书第二十一页）。
教条主义的实质，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在苏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满篇引证。书中特别指出，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很胆怯，不敢独立地创造性地说明问题，并深怕被人指责为低估了或忘记了某一个经典的公式。他们往往以连篇累牍的引证，来代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阐释。当然，批评满篇引证的作风，决不是说不允许引证。“引证完全是允许的，并且也是适当的。全部问题是在于要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援用引证”（原书第五页）。而教条主义者只非常努力地抄录背得烂熟的原文，结果就把在内容上显然陈旧或对问题实质的解释很少帮助的引文加以盲目运用。
还有一种情况，虽然表面看来不是满篇引证，但和单纯引证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例如，有些同志在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理时，不研究社会生活中以及生产、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深刻过程，而只是复述一些大家早就知道的和早已被发现的原理和结论。书中列举了许多事实，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如在直属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会的宣传员课堂讨论会上，一个宣传员讲述了列宁“做什么？”一书的内容。在他的演讲中，一切都像是很对。但是，原著的全部理论财富被归结为简单地重述人所共知的原理和结论。在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情形。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绝大部分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没有发表，
“就是因为这些论文中没有什么新鲜的创造性的思想。论文中所引用的事实常常抄自第二手，甚至抄自第三手，或取自早经发表过的其他著作。其中所阐述的思想和观点，也多半是些老生常谈”（原书第六十九页）。
教条主义的现象特别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表现在把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同当前的具体任务割裂开来。书中引证许多事实说明：“在我们的思想工作中理论问题往往脱离具体的现实，很少联系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很少联系某一共和国、州、边疆区、区、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任务。”（原书第二十一页）不少科学工作者也仅仅把他们的工作局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而对于许多当前社会生活中最现实的新问题，却很少加以阐明。他们似乎不了解，全部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为当前的任务服务，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利益服务。因此，书中很强调地指出：“没有也不能有脱离生活、脱离党和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的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原书一○三页）。那种把理论同党的政策、同党为实现其政策而进行的实际活动割裂开来的论述方法，是不能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质的。
此外，和教条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和庸俗化，这种现象在书中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例如，有些同志在讲述政治经济学时，醉心于解释原始公社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外表上相似的概念，而对于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原则性的区别，却忘记说明或者说得使人印象极不深刻。书中指出，这在客观上就是把“远古”加以某种理想化，把理论庸俗化。
目前在苏联受到批判的这种教条主义作风，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我们中国的理论界，不论在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等方面，很少有人认真地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来研究当前的重大问题。即使有些人就当前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写过一些文章，也往往醉心于引证，甚至无异于引文的汇编。有些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文章，只有简单地进行叙述，而不把它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什么是货币”
（寿进文著）一书，主要只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说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而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下所发生的根本的变化，则没有作任何分析和阐明。对于资产阶级的货币学说，也根本没有提出批判。这样的小册子不仅给读者益处不大，甚至还有害于读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
正如书中所说，不克服教条主义，“就不能教会共产党员创造性地对待理论，就不能教会我们的干部把理论运用到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领导工作中去”（原书第五十页）。为了严格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必须同这种教条主义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教条主义的主要根源就是对生活的无知，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因此，克服教条主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理论联系实践。
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在概括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是，历史永远是在发展着的，所以理论也应不断地前进。书中指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定预先要有实际生活的知识，要有实际生活发展的客观法则的知识，要有概括事实、分析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并由此做出正确的结论而将其运用到实际活动中去的本领。”（原书第二十一页）
列宁和斯大林曾以他们自己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创造性地研究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范例。“列宁牢固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其唯物辩证法，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因为这些原理是在十九世纪的条件和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大部分已不适合于新时代革命实践的条件和要求了。列宁以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新的原理、新的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原书第六十五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又概括了新的建设经验，进一步地从理论上阐明了许多问题，不断地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但是，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紧紧地关闭在房间里，同外界的一切没有联系。因此，这些人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就不能不是陈腐肤浅、干燥无味的了。
最后，书中还着重地指出：理论联系实践，决不能“归结为挑选一些偶然的、次要的事实和‘当前重要问题上的’例证；或者，归结为用狭隘实际的、与所研究的理论材料关系很远的日常事务的讨论来代替理论的分析。”（原书第七页）理论联系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研究实际生活，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理解实际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宣传工作中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