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单士元老人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记住单士元老人
　　本报记者 刘琼
　　在北京，有一位老人，毕生致力历史文化的收集、梳理和研究，年逾九秩才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他就是刚刚辞世的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
　　3月的一个清晨，穿过古老而幽深的紫禁城，记者如约敲开单士元办公室的门。今年九十一岁的单老起身迎客，他看看一旁急来搀扶的女儿，笑着自嘲：“许多人称我‘国宝’，其实我不过一具耳聋眼花行动不便的老朽而已，至多是个‘活宝’。”“活宝”，北京土话指无用之物，老人的幽默和机智消除了我的拘谨，话题直接切入来访主旨。
　　聊起档案，单老典不离口：“中国历来重视档案，当年秦都被攻陷之后，项羽放火，抢东西，而刘邦手下的萧何则去抢秦王朝的律令图书。结果项羽失败了，而刘邦得了天下。可见档案工作非常重要。”1924年起就矢志与尘封故纸相伴的单士元，在烦琐的档案整理过程中痛感建立目录的必要：“故宫所藏明清历史档案浩如烟海，持一卷不识其内容。间尝思之，中国图书目录学由来已久，而档案目录学尚付阙如。”这一观点写入1936年中国图书馆博物馆会议的发言论文《档案释名发凡》后，中国档案始建目录。他还着手为档案“释名”，如把清代档案按袭古的、因特设机关而新创的、因满文而译为汉文的这三种进行分类，后人只要据名查阅即可。目录的建立，使整理工作由各负责一部分转而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释名”的完成解除了查阅者无从查阅的苦恼。
　　整理文献的同时，单士元与同仁一道编辑以清代档案为主的《档案丛编》、《文献丛编》等刊物。这些出版物及其发表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年表》、《近代外交史札记》等是当时研究清史的必备资料。尤其是他根据李鸿章日记、各类大臣奏折撰写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填补了《清史稿·表》中之阙，使晚清外交事务有据可凭。文章提交北京大学后，校长蒋梦麟、国学门主任胡适及指导教授孟森、朱希祖欣然在评定证上题签，并建议重修清史时将此文补入。
　　在古建筑学领域，单士元也建树颇多。作为我国第一个建筑学术团体营造学社早期成员，他编撰的清、明代建筑大事年表及明代公苑考稿等古建筑学术专著引起重视，《纽约世界日报》称其“以紫禁城为起点，研究中国古建筑，殚精竭虑，成为推动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奠基人”。
　　易经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尺蠖是一种能屈能伸的小虫子，单士元常以之自比：“我如一尺蠖，屈于斗室，伸于随遇而安之中，无所企求。”单士元的住处也狭小如“尺蠖斋”。多年来，他一直安住此间，从未开口要求“待遇”。他说，国家有国家的难处，人口多，住房少，我有地方住应该满足了。古人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确实，在做人方面，单老完全是一派老庄遗风。“君子安贫真富贵，达人知命是吉祥”是他自书的安贫乐道铭。席间，老先生多次笑告记者：“我是不虞之誉秋风过耳，求全之毁充耳不闻，所以你们怎么写我都没关系。”在档案学、史学及古建筑学界深具雅望的单老，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才首次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我在故宫七十年》，也许正是其淡泊名利的最有力的注脚。
　　1924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旁听的单士元随同北大许多师生作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简称善委会）”事务员，跨进故宫的门槛。风风雨雨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首批供职者唯有单士元与这七十二万平方米的紫禁城相伴始终。退休后依然坚持每天上班的单老平静地告诉记者：我不想离开故宫，只要还能走动，就要到故宫转一转，看一看。
　　告别老人时，古老的故宫早已游人如织。我想，当络绎不绝的各色人等徜徉在庄严华美古建筑群里惊叹神奇时，我们应该记住，多少如单士元那样的老学者，为传扬民族文化穷经皓首终不悔。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附图片）
　罗雪村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