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故崇真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

　　忆故崇真
　　王朝闻
　　祝贺《人民日报》五十华诞！我和她的编辑、校对和排字工友已有五十个年头的交情。有人替我约略查了查资料，发现除开“文革”的隔绝，五十年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文章近百篇。
　　先说一点鲜为人知的故事。建国初期，《人民日报》副总编林淡秋同志，兼管“人民文艺”版。不知是否受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的委托，先后约冯至、蒋天佐和我三人多次到煤渣胡同开会，讨论有关文艺副刊里的问题，每次会议都是周扬同志主持，他的发言最多，也最起作用。林淡秋同志出国访问，周扬同志让我们三人协助他直接编辑过副刊“人民文艺”版。
　　后来，我和《人民日报》的关系，主要是报社编者向我约稿，或我主动向文艺部投稿。编者好像深知我的长处和弱点，向我约稿只是提出一定范围，任我按平日关心的问题写稿。交稿之后，从不干涉文章的标题、写法和内容。比如1961年6月发表的《老虎是人》，就是编者鉴于电影《一只鞋》上映之后，引起某些观众不适当的指责，上纲为犯了敌我不分的政治错误；为此，约我写篇文章消除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极左观点的消极影响。我着重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相互作用，艺术对自然的人化的独特意义着眼，论证这部影片艺术处理上虽有缺点，却谈不上什么政治错误的原因。对这篇文章，我自拟了一个似通非通以引起人们关心的怪题目，编者没有向我提出过要改动它的要求。八十年代，有鉴于违反曲艺艺术特殊规律的消极现象，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短文《黄鳝不是泥鳅》，还有反对误把庞杂当丰富的作风，写的《“减肥”》一文，这两个题目都很怪，编者也没有要求我改动它们，而且文稿很快见报。
　　五十年代中期以至六十年代初期，我在《人民日报》上对艺术现象发表的议论，有的文章是在探索艺术美学里的一些问题。例如《一以当十》、《适应为了征服》，以及较早的《再读齐白石的画》，特别是1962年发表的长文《喜闻乐见》。《喜闻乐见》是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撰写的专稿。当年年初，周扬同志召集几个从事文艺理论的同志，在新侨饭店开会讨论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写出几篇纪念《讲话》的文章，并分工各人写稿的基本内容。“文革”期间，把张光年、陈笑雨等同志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何其芳、毛星等同志撰写，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总结文学创作道路实践活动的论文，和我为《人民日报》写的专稿《喜闻乐见》这三篇文章，打成“新侨黑会”结出的三个“毒瓜”。
　　因为我企图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探索《讲话》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原则，着重阐述我所理解的文艺的社会功能，即如何发挥文艺的特性，通过欣赏（即审美）这一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重要环节，实现感动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会后，应郭小川同志之约，住到作协在颐和园里的小招待所里，关起门来写作。因为对具体观点的想法多有变动，文章校样的改动也就较多。编者虽容许我反复修改，却辛苦了排字工人和通讯员同志。通讯员为此骑着摩托车出城来回跑了十多趟，校样的每次改动没有一个误植的字。每忆及此，我都忘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与耐心。
　　不过，我好改校样的老习惯，早在五十年代就引起过报社排字工人的不满。包括我所主编的《美术》月刊的编者，经常向我提醒：“可改可不改的不要改了。”我虽诚心答应尽力照办，但看起校样来，总是对原稿“后来方知”容易发现必须改动的字句。有一个刊物因我对校样的改动太大，罚我赔了排版费，和《人民日报》编者对我改稿的容忍态度不同。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一次编者对我说，排字房几乎把你改过的校样贴出示众，社长范长江同志亲自劝阻才使工友们放弃了这种抗议与批评。当时我曾想到排字房去向工人师傅道歉，顺便说明我是为了提高稿子的质量的动机；编者没有同意这种说不清楚反而伤和气的设想。
　　“文革”之后，逐渐恢复了我和《人民日报》已经中断了多年的联系。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编者仍不轻视我那寓论于述的写作方式，多次向我约稿。不只在1997年4月28日发表了访问我的文章《审美·魅力与敏感》，还把我的《趣与悟偕》（读《战国策》偶记），推荐给《人民日报》主管的杂志《大地》刊载，1997年10—11期分两期刊出，并请漫画家徐鹏飞为它画了几幅有趣的插图。对读者理解论文的意蕴，这样的插图很有启迪作用。
　　五十年来，特别是“文革”十年，《人民日报》所经受的挫折非常严重。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刊编者和作者都摆脱了有害无益的思想束缚，可以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办报和写稿了。我祝贺《人民日报》越老越年轻，也希望自己没有变成植物人之前，还能对她作出一些奉献。
　　1998.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