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研究的若干争鸣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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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研究的若干争鸣问题
　　□陈梧桐
　　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瓦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明史这种独特的历史地位及其丰富多彩的内容，自然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格外关注。近年来，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著，并对明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关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强化。元亡明兴，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为此后的清朝所继承和发展，进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的学者归咎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性格特点，有的认为它是明初淮西贵族集团与浙东豪绅集团权力之争的结果。有的学者则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指出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有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它虽然带有朱元璋性格的烙印，并同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归根到底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已步入晚期阶段，地主阶级的腐朽性以及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使明朝在建国之初就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封建统治很不稳固。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又使封建地主对土地和佃农的占有变得更不稳定，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削弱。面对这种状况，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明朝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封建统治，以强化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保证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就是适应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最后一种说法，显然是较有说服力的。
　　对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作用，有的倾向肯定，有的倾向否定。经过多年讨论，多数学者主张应该辩证地分析，认为明代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确曾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并起到维护和加强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作用；但其最终的结果，又必然要导致政治的腐败，抑制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封建社会的瓦解。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性和缓慢性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这是我国史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建国以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至于出现的时间，则有战国、两汉、唐、宋（特别是南宋）、元末明初、明中期、明后期和清康雍乾时期的不同主张。明中后期经济作物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农民、手工业者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削弱，工商型城镇的出现，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的渗透，官营手工业的民营化倾向，民营手工业中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出现，以及海上私人贸易冲破官府的海禁而不断发展等事实，为明中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提供较为充足的论据，使之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在西方，十九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曾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家产制具有传统主义与专断意志两个明显特点，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可预期的法律与管理，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工商业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伴随七十年代全球的“韦伯热”而传入中国。到八十年代，中国也出现了“超稳定系统论”。与此同时，有学者也著文指斥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首先产生于英国而后扩散于全球的。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外因论，因而不被广大学者所赞同。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这也是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原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大顺与大西政权的性质、“流寇主义”、“均田免赋”、张献忠起义军的地位以及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上。八十年代以来，李自成兵败以后的结局则成了争论的热点。李自成兵败之后的结局，就死地与终年而言，自清初至今至少有十几种说法。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三种：一是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遇害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二是顺治二年九月死于湖北通城九宫山；三是顺治九年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于该寺。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争论，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作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从而再次掀起一场争论。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说的争论达到高潮。
　　主张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主要的依据是清英亲王阿济格奏报、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逆闯伏诛疏》、费密《荒书》、康熙初《通山县志》等原始文献的记载，论据显得比较充足。主张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夹山寺，所持论据大多出自推论、揣测，依据的主要史料是何璘《书李自成传后》，但此文写于李自成死后一百多年，记的又是传闻，并不足信。
　　关于南明的抗清斗争。南明的历史，是明代历史的延续，它既是清初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属于明末历史的研究范围。由于史料记载多有歧异、牴牾之处，研究者观察的角度各不相同，争议的问题颇多。其中，对清入关与南明抗清斗争的性质和评价，分歧更为尖锐。一种观点把清取代明这个既成的历史事实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李自成占领北京后，中国面临的是统一还是分裂问题。黑暗腐朽的明朝包括几个南明小朝廷已失去存在的价值，李自成与张献忠亦无力重建全国的统一政权，唯有生机勃勃的清政权在很短时间内统一中国，避免了分裂继续下去。清军入关及其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应予以肯定。这种说法，无视清朝残暴的民族压迫，根本否定广大汉族人民和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要发展，要进步，这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属于偶然因素；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全国的大统一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清入关前，全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主要历史任务是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朝廷宣告覆灭。清军紧接着入关占领北京，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农民军，南明的弘光朝廷也力图“联虏平寇”，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但清军在攻占黄河流域特别是占领南京后，悍然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一系列恶政，并强迫广大汉族按照满洲风俗剃发易制，稍遇反抗，即滥加屠戮。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农民军的余部于是调整斗争策略，联明以抗清。南明政权由于依靠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流寇”农民军余部和“海寇”郑成功队伍，实现大换血，实力骤增，多次挫败了清军的攻势。明清相争的局势因而呈现僵持的状态，谁胜谁负尚在未定之中，谁把握住机遇，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南明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最后虽然由于内部的重重矛盾而告失败，但却使满洲贵族看到汉族人民的伟大力量，认识到如不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无法稳定其统治。因此，康熙帝在亲政后就采取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并在其当政前期基本完成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使民族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全国的大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中，前一种观点强调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汉人可以当皇帝，满族等少数民族也可以当皇帝。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满族可以对其他民族实行残暴的民族压迫，而不许被压迫的民族进行反抗。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闭口不谈清朝的民族压迫，进而否定南明抗清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历史功绩，显然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史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相信只要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积极探索，民主讨论，分歧会逐步缩小和消失，从而接近并最终到达真理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