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的历史思考——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戊戌维新的历史思考
　　——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
　　□马洪林
　　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迄今已掠过百年时空。百年沧桑，世纪巨变，使我们对它的历史价值看得更加真切。戊戌变法是甲午战争后发生的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爱国运动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现状去比附历史，更不能以历史的陈迹来解释现在。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不仅承载着人类的过去，而且也包含着启示未来的智慧因子，对戊戌维新作一次世纪回眸，仍然给我们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思考。
　　维新收获：承认民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性
　　戊戌变法的时间很短，其高潮只有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然而，在清末办事效率极端低下的社会风气中，维新志士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中仍有惊人的举措，仅通过光绪帝发布的变法上谕就多达二百八十六件，而臣僚有关新政的奏折和民间上书竟有六百五十九件之多。这些上谕、奏折和上书有其不切实际的地方，但不可一概视为纸上谈兵或空头支票，这些历史文献的内容，充分表明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中国的深思力学之士要求改革弊政和抵御列强侵略的呼声，它包括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风俗，几乎囊括了清末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集中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两大中心。
　　戊戌维新经济改革，包括建立新式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建立银行、清理税收、整理财政等。从物化的层面上看，这是洋务运动事业的延伸；从思想内涵上看，戊戌维新重在提倡科学发明，保护发明专利权，主张放手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反对洋务官僚对工商业的垄断与控制，折射出在外国列强经济侵略面前，要求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具有明显的反洋务运动性质。康有为的言论就代表了这种民族情绪，他批评洋务运动不是“变法”而是“变事”，枝枝节节，而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塞责，难望致精。他说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工业如德之克虏伯，英之黎姆斯，都是民营厂，要求清政府下放机器厂、轮船、铁路甚至军事工厂的经营权，“纵民为之，并加保护”，设立考工院，保护发明者的专利权，设立通商院，立商会、办商学、行商律，以繁荣商业。这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呼吁，直接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在“百日维新”期间，发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提倡著书立说，奖励科学发明，支持兴办教育，并给予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专利权。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已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合法性，可以说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收获，并感慨地说：“枪炮厂也允许民间经营，说明光绪帝全部接受维新派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变法失败并不损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05页）这是一种郑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主义评价。
　　但是，长期以来对戊戌维新的历史产生了误读，把它定为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但又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当时普遍认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至于为什么说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会起进步作用，则又不能自圆其说，陷入史实与理论的自相矛盾之中。经过近二十年的讨论，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识到革命和改良相对立，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以后的事，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背景不同，她面临着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任务，戊戌维新就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近代中国又面临着发展本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戊戌维新从理论到行动都是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成分，戊戌变法争得了民间资本主义生存的合法权，并成立了农工商总局，这就为中国引进了新的经济机制，促进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培育了新生的阶级力量，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显然，把推动历史前进的戊戌维新运动判为改良主义，是走进了教条主义的理论误区。
　　革命与改良：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双轮
　　在研讨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时，有的学者已对改良与改良主义从理论上加以区分，界定改良是进步的，改良主义是反动的。这一区分使戊戌维新摆脱了改良主义的贬抑与谴责。戊戌维新奉行循序渐进哲学，政治上采取非暴力运动，行动上依靠皇帝的权杖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这些从旧文化营垒中走来的年轻“布衣”，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能够挣脱旧传统的束缚，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献身，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历史研究的责任应当是设身处地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论，不可以今天的标准和认识去苛求戊戌志士，而影响正确评价戊戌维新的障碍主要是没有摆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新社会的催生婆，这已被中国人民近百年的革命史所证明。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讴歌英雄，崇拜革命，是一种优秀的历史传统。但是，在阐明革命的价值时，不能以否认改良或改革为代价，尤其不可以贬低改良以达到礼赞革命的目的。在历史的进程中，革命和改良也会发生磨擦、争论和冲撞，但他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与双轮。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承续与和合，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真谛。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直接目的、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路向的爱国运动，民族灾难的深重迫使维新派和革命派几乎发出同样的呼声。前已论及，戊戌维新最大的收获是承认民间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发明创造的专利权，显然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道路。而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推动更为强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那时候，“发达工业，振兴民生，挽回利权，抵制外货”，几乎成了社会的流行语，国内出现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十余个全国性的实业团体，资产阶级的报刊兴奋地高唱：“所谓工业革命，此其时矣！”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强烈地反对外来侵略，都热切地期望和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国承上启下的历史环节。在毛泽东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著作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戊戌维新和近代史上一切革命运动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爱国精神，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启蒙思想家严复和农民革命家洪秀全、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并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维新和革命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为了反抗侵略或改革现状，是中国近代社会继往开来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1900年，维新派利用义和团崛起于北方的有利形势，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这次武装起义虽然惨遭镇压，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血洒武昌滋阳湖畔，但维新志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自立军起义不仅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尾声，而且也是辛亥武昌起义的先河。十年后辛亥革命的枪声首先在维新烈士流血牺牲的武昌打响，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恰好证明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妨说自立军起义是辛亥武昌起义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戊戌维新运动就没有辛亥革命。
　　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是长期处于封建蒙昧笼罩下的国家，无论改良与革命都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启蒙，即唤起民众走进改革与革命的行列。救亡、革新与革命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救亡与革新曾激扬起历史的波涛，而启蒙之激发理性，启迪民智，反对迷信，反对愚昧，改造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切变革与革命的前提。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的手段与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以新学开民智，以学会团民力，以报刊鼓民气，以政党归民心，革命派高呼“唤起民众”的口号，维新派力言“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新潮，自由、平等、博爱之说成为各种文化现象的理论风骨，民主、民权、民生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行动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