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题综述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郑一明
　　研究述评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展开了广泛讨论。下面仅就有关内容作一点评介。
　　一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或“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五本笔记的统称，它们是：《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梅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庄〉一书摘要》。简称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拉伯克笔记和菲尔笔记。
　　国际上重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始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劳伦斯·古拉德编辑出版了除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以外的其他四本笔记，并命名为“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5年，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收入摩尔根笔记（1941年曾发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1958—1962年陆续发表过）、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俄文版“前言”把它叫作“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历史问题的四篇著作”。我国则于198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译本，在中文版说明中，编者把它叫作“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1992年出版的单行本，则直接称之为《历史学笔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称之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国内外学者之所以越来越重视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一定程度上与渲染马克思晚年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有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创作的高峰期。1867年9月，他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并相应完成了其他卷的主要内容的大部分初稿。按计划，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完成《资本论》后两卷的充实、整理和出版工作。但是从1868年至1882年，由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花费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上，这个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期间，特别是1870年至1877年，他甚至完全中断了《资本论》第2卷的写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在不少研究者心中，这似乎成了马克思的一个“不解之谜”。
　　二 同以往的著作相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一个突出之处，是根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文化人类学的成就，对古代的社会史作了系统研究。其中特别是考察和分析了俄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中仍然存在的农村公社，且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先前马克思较少注意的东方社会。这样，无论从研究领域的广度还是深度看，都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前进了一大步。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所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从当前国内学术界涉及的内容看，讨论得多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1.关于社会进化的三大社会形态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如何科学地划分社会进化的基本形态，在《历史学笔记》之前，马克思曾有过多种表述，但流传较广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的五大形态说，即后来被确定下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发展形态。
　　而《历史学笔记》则通过具体考察从氏族公社经家庭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原始社会进化史，提出了“原生社会形态”、“次生社会形态”和“未来社会形态”的三大社会形态说。其中，农村公社是“原生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在它之前经历过由氏族公社到家庭公社的发展。同时，农村公社又是向“次生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次生社会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它包括奴隶制、农奴制等一系列社会。最后是“未来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如何评价这三大社会形态说，它与五大社会形态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讨论中有分歧的问题之一。
　　2.俄国农村公社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这是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意义的问题。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不少内容都用来讨论农村公社，既有一般的理论抽象，也有对日耳曼农村公社、印度农村公社和俄国农村公社等实例的分析评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宏伟设想，即是指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波折，直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当然，马克思提出这一设想是有条件的，这主要包括：俄国的情况与西方原始公社不同，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处于文化较高的历史时代，并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因而可以直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此外，更重要的是，俄国必须爆发革命，且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尽管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意见，但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方法论的启示，则为大多数人所赞同。
　　3.关于东方社会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是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的一种推断，既没有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且在持东方社会理论者中也意见不统一。究其基本意思，是以为，在马克思通过《历史学笔记》利用人类学的材料系统研究东方问题之前，他的历史知识领域主要在西方，所接受的历史著作主要也是论述西方的作品，因此，在对以往的历史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概括上，只能是以西方历史为对象。这突出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发展形态的表述之中。
　　然而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的研究视野扩大了，即从西欧发达国家转向了亚、非、拉等以公社经济为主的不发达地区。在解释这些地区的公社经济时，他已明确反对柯瓦列夫斯基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并认为日耳曼农村公社在罗马帝国废墟上蜕变为封建制度，以及西欧在封建制度上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模式。由于坚持了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东方社会发展的独特性，马克思才最终提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三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热的兴起，自然与它本身的重大理论价值分不开。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研究者之所以对它感兴趣，与他们对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转而沉浸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不解之谜”发生兴趣并试图破解它不无关系。
　　马克思为何会有这种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呢？恩格斯作为见证人之一，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仅有根据，而且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它也有启发性。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所以进行“全新的专门研究”，是为了写《资本论》第2卷中的“地租”篇；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按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作了摘录，也是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的。
　　根据恩格斯的上述解释，再联系到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发生理论重心转移的原因和创立东方社会理论的经过并不神秘，它完全可以从下述三个层次得到合理的解释：第一，为《资本论》第2卷写“地租”篇搜集资料，是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的直接原因；第二，人类学的研究反过来促使马克思注意到东方现存的农村公社及其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境况；最后，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提问，给马克思思考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契机，并最终使他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这三者是一个相互联系和逐步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