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号轮船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第二号轮船
本报记者 陆灏
我乘着武汉大桥工程局第二号轮船顺着汉水南行。二号轮拖着一只长方形的笨头笨脑的铁驳，它满载着几种规格不同的钢板桩。这些钢板桩不久以前是在汉水铁桥用过的，现在是运到武圣路供给已经开工的汉水公路桥使用。
汉水铁桥已经巍峨地屹立在湍急的汉水之上。它的高大的钢铁的躯体，把自古就被汉水分割的汉口和汉阳连接在一起了。铁桥的工程已经完成。混凝土工人早把汉阳桥头的混凝土板梁浇灌完毕，钉道工人在黑色的防腐枕木上面已把铁轨铺好了。
从沙洋、岳口开来的帆船到了这里，水手们都昂头赞叹这宏伟的建设。往返在汉口和襄阳、樊城之间的客轮，他们上一班经过这里的时候，钢梁才架好不久，仅仅是几天以后，巨大的桥梁已经全部竣工了。它们高兴地鸣叫着刺耳的汽笛，把这初冬的平静的河面都好像微微震动了。
我们这只二号轮，也用它憨声憨气的嗓门呼应着，仿佛是为了表示共同庆贺这盼望已久的铁桥迅速完成。绿色的尖削的船头把汉水划成一道深深的水纹，然后又把一起一落的波浪推向远处。汉水两岸停泊着满载红砖、木材、粮食和桐油的木船，它们密密的桅杆像落叶的树林一般，扯着满帆的篷船正借助风力从长江进来逆水而上，活跃在这一带渡口的划着双桨的小划子匆忙地穿梭般地来往。二号轮放下铁驳以后，就驶过它们，出了汉水进入长江，直向长江大桥的钻探队驶去。
这时候，轮长王泉林好像刚刚松了一口气，方才有时候几乎要倾斜着身体用全身力量扳动的舵盘，现在只要几个手指轻轻地把着它了。二号轮嘟嘟嘟地快活地叫喊着，他把“三摆”上的指针拨在
“快”字上面，这船就迎着浩瀚的奔腾的长江上游破浪前进。
我知道就是这位轮长王泉林，就是这位为伟大的建设工程所吸引的年青人，他从去年十一月汉水桥的工程开工以后，一直到今年五月水下基础工程结束，一百多天的日子，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只二号轮，一直就在这水上过着在旁人看起来是十分单调的生活。
在一九五三年的四月，当他的上级号召人们报名参加基本建设的时候，王泉林是第一个报名的人。
“不知道我的技术条件够格不够格？”王泉林向他的领导同志这样说：“如果够格，随便到那里去参加祖国的建设，我都愿意去。”
“那很好，”领导同志欣然地说：“只要你愿意去，我们欢迎你报名。”
王泉林回到家里，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他说：“我要参加国家的基本建设去了。什么时候走，走到那里去，现在还不知道。”
他的妻子有点忧郁地说：“我们从上海到这里，已经离家很远了。现在你又要走了，要是走得很远，我看你不到，喊你不见，我到那里去找你呀。”
“你根本用不着找我，我把家安置好后，会告诉你的。”
“不行。”他的妻子考虑以后坚决地说：“要走一块走。你到那里，我也到那里。”
“那怎么可以呢？工作还没有开始，家庭就把咱们累住了。”他说：“我先送你回上海去，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写信，每个月我把工资寄给你。”
他的妻子最后终于听从了他。他送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从上海回来，本来估计可能被分派到远处去的，结果却就被分派在附近的汉水桥工作。
自从他来到这个紧张的工地，他所驾驶的二号轮就日日夜夜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他们一共只有七个人，一时无法分日夜班，只好什么时候有工作，什么时候就起来做，常常穿着棉衣睡觉，连鞋也不能脱。王泉林除了每月给妻子寄一次钱，花几分钟上一趟邮局以外，平常抽烟也总是托水手们买菜带来的。他虽然很喜欢看电影，礄口工人文化宫离工地也很近，夜深人静的时候，动人的音乐可以很清晰地传到船上来，但那里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的人影。
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二号轮奉命去鹦鹉洲为工地拖两批竹筏。他们到了鹦鹉洲，一看这竹筏有十几公尺长，宽度比二号轮本身还宽出一倍多。分两批拖，要延长运输时间，最后他们决定把全部竹筏一次拖回来。从鹦鹉洲到汉水口上，这十几里路，是顺着长江的水走，还好对付；但轮船一进汉水，逆流而上，困难就多了。水急，河湾多，二号轮不像平常那样小巧玲珑听话了，它变得又笨又臃肿。这时天已经大黑，阴沉沉地，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二号轮吃力地吭嗤吭嗤地走着，比牛车还慢好几倍，往往从这一根电线杆走到另外一根电线杆，要走一个多钟头。
王泉林立在驾驶室的舵盘前，他嘴里吐出来的热气，一会儿就在他面前的玻璃窗上结成一层薄冰。他冒着河面上的刺骨的冷风，为了看顾后面的竹筏，干脆把左面的窗子打开；有时为了观察右面的动静，他又用右脚踢开驾驶室的右门向后了望。在这漆黑的夜里，竹筏是这样宽宽地横浮在汉水当中，王泉林想到要是有条木船顺水下来撞上了竹筏，这就要闯大祸了。他马上告诉水手们，把他旁边烤手的木炭风炉端到后边竹筏上去。木炭火被风吹着，发出一闪一闪的火光，远处看来，好像在竹筏上烧起了一堆火一样。
二号轮越来越慢，碰上一股急流，看着岸上灯光的记号，常常十几分钟就好像一动也不动似的。轮船像漏了气，全身软绵绵地走不动了。水势很急，竹筏横在河当中，像发抖似地颠簸着，它把不宽的航道堵了一大半。要是这时候捆竹筏的缆绳出了毛病，竹筏一散，就会把整个汉水的航道堵塞，说不定还会打翻别的船只。王泉林知道情况很严重，他懂得这是锅炉房烧火发生问题了，马上机灵地让副手帮他看着舵盘，自己就急忙顺着铁梯到下舱锅炉房去。司炉正在着急，煤不好，炉子里黑糊糊的，火无力地呻吟着。火越不好，司炉越着急，越着急，火越烧不好。王泉林当过司炉，他于是一会儿上来掌握二号轮前进；一会儿下去帮着烧火。慢慢火就旺了些，蒸汽也就足了些，小火轮就渐渐地向前移动了。竹筏拖到汉水铁桥，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多了。而工地上众多的吊船、铁驳、木船又正焦急地等待着它来调动。
在这忙碌的紧张的时候，武汉市的文艺工作者经常到工地上来为汉水铁桥的建设者们举行慰问演出。有一次，工地正举行晚会，二号轮恰巧暂时没有工作，他让船上的人都去看戏，自己却留下来看管船只。
就在这看起来甚为狭窄的舱面上，王泉林一件一件清理着满堆在船头上的钢丝的、麻的缆绳，然后，他用墩布细心地擦洗着它的全身。在二号轮上要算唯一宽敞的地方，就是那和涂着浅绿色油漆的驾驶室连在一起的上舱。这里除了轮长工作的地方以外，还有几张朱红色靠背的长椅子，一张平常供三四个人吃饭或打扑克下棋的小桌子。除此以外，两边只有能走一个人的过道和一个可供两三个人工作的船尾。地方虽然是这样的小，但王泉林却怀着对二号轮深厚的情感，他把这里一点一点地都洗刷得干干净净。
正在这时候，水上工区的支部书记来到了他的船上。支部书记见王泉林没有上岸。就问：
“你怎么今天还是没有去看戏？”
王泉林指着二号轮的船身，他有意思地说：
“就是它不放我去。”
“想不想看？”支部书记好像故意问。
“当然想。”他肯定地回答说：“可是，你来看看我们这水上工区的聚光灯底下也是很好看的呢。”他继续说：“大家都在灯光里紧张地工作，岸上的广播器还奏着音乐，这比晚会并不差呀！”
今天晚上，大约是支部书记故意想吸引他到岸上去，便带着挑逗的口气说：“你知道吗？今天是上演‘四十年的愿望’呢。”
王泉林手里拿着的那个墩布，他一会儿放它到河水里去洗濯；一会儿又弄干它擦洗船头上的甲板，他好像对支部书记这番意思根本无动于衷。他若有所思地说：“武汉人民对于这汉水铁桥也至少抱有几十年的愿望了。”
一九五四年的春天，正是汉水桥水下基础工程最紧张的日子。王泉林的妻子这时候从上海回到武汉来看他。她先到了武昌他们原来住过的地方，托便人给她的丈夫带了一个口信，说她已经到了。
过了两天，他的妻子仍旧不见他渡江来看她。她忍不住了，带着孩子，来到了汉水桥的工地。
二号轮刚刚结束了一个工作，而新的工作暂时还没有开始，别人给他说他的妻子来了，他就跑上岸来接她，他什么话也顾不得说，就张开双手去抱自己的儿子。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他的妻子带着嫉妒的心情埋怨说：“我看你只要你的孩子就可以了。”
王泉林微笑着说：“怎么能不要你呢。要你，也要我们的孩子，全都要。”
“你的心肠太硬了。我已经来了两天，你为什么不能来看一看我。”
“我实在没有时间。你在我这里住上两天，你就知道我是真的忙还是假的忙。”
他在头舱里的铺位上安置了他的家庭。当他的妻子在这里仅仅住上几天以后，她就完全相信她丈夫所说的话是完全真实的了。
因为看他没有时间喝水，她就常常帮他把茶倒好，弄得不凉不热，放在他的舵盘的跟前。有时在黄昏或者黎明，天气凉了，他连衣裳也来不及穿。这时候，他的妻子就把他的衣裳拿来披在他的身上。有一次，他生了病，真是难得算上了一次岸，到了保健站。医生决定给他打针，护士把药准备好，正巧听说二号轮马上要去送工地上的人过五号桥墩到汉阳去。他知道后，立即动身要走，护士说：“药已经准备好了，打了针再走吧。”
“不行。回来再打吧，反正药坏不了。”他一面说，一面便穿好上衣往外走。
护士同志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她叹了一口气，说：“对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肯听。”
一直到了第二天，王泉林才被同志们撵回保健站。
我知道这一切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身旁的这位年青的轮长的身上，他的为浓眉罩盖着的两只微微凹进去的眼睛，现在正集中地正视着前面，虽然是眉毛之间因为工作紧张而常常显现的两道皱纹现在已经消失，但从他的眼睛里面仍然随时可以看到发射出来的那种坚强的不平常的光芒。这时候，我站在二号轮的过道上，滔滔的长江的浪花前起后涌地溅到甲板上来。在我们的右面，那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者们新建的三层楼的红砖宿舍，把古老的汉阳装扮得多么年青和漂亮；在船的左前方，著名的黄鹤楼矗立在长江的身旁，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趸船上的高耸的钻机，正为未来的长江大桥第七号桥墩探测水底资料。我知道虽然是伟大的建设刚刚开始，但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的心情和这波澜壮阔的江面一样，已经沸腾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