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几个问题的研究评析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扫描

　　中国哲学几个问题的研究评析
　　张立文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文化侵略挑战下，一些有民族危机感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提出了种种主张和方案：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等。这些主张和方案都有其提出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其合理的内涵和学术价值。作为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还可以提出许许多多，但其背后却有一只“无形的手”，即价值观这只手在起作用。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及对价值合理形式的理解和诠释都不相同。因此，判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都会随价值观的不同而出现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
　　分析这些文化整合的方法和手段，应当说，对中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的挑战、现代化的挑战，以及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社会危机）、人与人（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精神危机）、不同文明（文明危机）之间的冲突，还不能做出成功的回应。和合学在九十年代的出现，就是试图把一百五十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的论争，落到一个实处，以回应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西方文化、现代化及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和合学是指研究宇宙间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以和合的义理为依归，以及既包涵又超越冲突、融合的学问。和合学对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上述五大冲突具有巨大的魅力，对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具有内驱的动力，从而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儒学是“学”还是“教”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论争的一个热点是：儒学是“学”还是“教”？以及以什么角色与世界三大宗教对话？如果是“教”，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是汤因比所说的“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利希所说的“终极关切”的宗教？或以儒教本来就是教，毋需宗教化；或以儒学不是宗教，却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等等。
　　所谓宗教，古往今来，见仁见智。一般说是指对超自然力量的尊崇和信仰，是一部分人对世界的一种观念掌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大体上说有两种形态：一是体制化的宗教，二是精神化的宗教。前者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在其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教义、教规、教仪、教团，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教阶体制和教会组织等，是完善化的宗教。
　　就后者而言，人在物质生活得到相对满足以后，精神生活则是最深刻、最普遍、最永久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是适应了一些人试图超越自然的自我，而走向终极关切的需要；宗教的旨趣就在于安身立命，终极解脱，实际上是对于没有上帝的上帝，没有天国的天国的信仰。在现代高科技信息网络世界，对人来说宗教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精神的终极关切。这是因为人有追求自我意识、人生意义与终极存在、终极意义的需要，追求超越自我与终极关切的愿望。
　　如果我们超越体制化宗教的标准来看待精神化宗教，换言之，如果超越西方基督教为衡量一切宗教的标准，那么，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宗教的传统，并营造了一个多元宗教共存、共处的格局。在《论语·八佾》中还透露了孔子对禘祭、祭神、祭泰山、祭祖先、奥神、灶神、天神的信息。可见在儒家创始人孔子那里，有深厚的宗教根基。他继承周公天与天命宗教思想，他的天命观不是仅滞留在世俗的、日用的层面，也不是仅着眼于道德的、伦理的层面，而是要追究一种终极境界或终极关切的内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儒学自身已具备精神化宗教的性质（或称其为智慧型宗教）。宋明理学家使儒家宗教天命观理论化、思辨化。只要对儒学极度地尊敬和崇拜，作为精神化宗教的儒学，便是教。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对于信仰宗教的人来说，都具有教化的功能并发挥着教化的作用。
　　我们之所以把儒教看成是学而不是教，究其思想原因：一是以体制化宗教为标准来衡量儒教；二是受西方宗教与哲学分二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影响，以为哲学与宗教总是互相排斥的；三是对精神化宗教缺乏深刻的研究；四是对宗教的巨大教化作用估计不足。
　　道学的出世与入世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道学研究很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于道学的出世与入世问题的研究还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时至今日，人们对于道学的价值判断，往往只落在负面的出世、厌世、超世上，认为道学是要使人逃避现实的斗争，放弃改造社会的积极努力，其思想的主体是“为己的隐士”，“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悲观的宿命论者”等等。对道家的这种评价，由来已久。荀子讲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司马迁以“其言光洋自恣以适己”。唐宋明以来，思想家把释道放在一起批判。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
　　老庄道学以其对当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的失序、战争的破坏、人世间的疾苦，即“礼坏乐崩”的关怀和忧患，以道莅天下，理世乱而求治，提出了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四大原理，以化解天、地、人三界的无为与有为、出世与入世、自然与人文、好静与好动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以正治国”。如何使这种现实社会、生存样式的冲突而达到和合？庄子认为顺着事物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便可以获得天、地、人“道通为一”的和合境界。
　　道贯天、地、人，是道学的核心逻辑结构。庄子明本显宗，弘扬大道。道内在于天、地、人，而又外在于天、地、人。天、地、人以道为其存在的根据，而负载着、呈现着道。天是道的显现，表征着道的意义；地作为自然和社会环境，亦显示着道的意义；人在此环境中才获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的感受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是追求在道的层次上使出世与入世、超世与顺世、无为与有为的自然而然的和合。
　　儒道文本的新发现
　　儒道两家在先秦究竟怎样？《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的发表，透露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因此立即引起国内外汉学界强烈反响，英、美汉学界已召开多次研讨会，国内亦多次座谈讨论。
　　根据郭店一号楚墓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当属战国中期偏晚，是迄今为止已见年代最早的儒、道文献，并同时出土于一座墓中，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儒道的对峙冲突，并非互为水火。
　　儒家孔孟都以仁义为其最高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不仅仁者爱人，孝弟为仁之本，而且义是君子应具备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行为。今本《老子》和马王堆帛书《老子》，都讲“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唯独竹简本《老子》作“绝　弃诈，民复孝慈”。抛弃虚伪和诈骗，人民自然回到孝慈，这与儒家思想并非激烈冲突，反而有互补之处。由于竹简《老子》是战国中期之前的本子，可能最接近原本《老子》。
　　一号楚墓出土有已失佚儒家著作十二篇，弥足珍贵，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路：如强调人的价值，重视人格力量；提出“天人之分”的思想，凸显人的主体功能；赞扬尚贤的禅让民主制度；强调心性道德修养，开启孟子的心性学说等。总的来看，《郭店楚墓竹简》的思想，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传统的看法，对先秦思想作出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