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 [复制链接]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称之为“新”，是指与历史上的先秦儒家、宋明儒家（理学家）相对而言，也称为“儒家第三期”。新儒家的兴起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相关。近年来，新儒家研究在国内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
　　现代新儒家研究综议
　　向世陵
　　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思潮中一个特定的学派，其含义有宽严之不同。在祖国大陆流行的是较宽泛的概念，即凡是服膺儒家学说，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接续儒家道统，并对儒家理论确有新的阐释和发展者，都可以泛称为新儒家。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依历史的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与西化论者的对立，突出地表现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上。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本位，要求以儒家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主导来吸收消化西学，认为可以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来使儒家思想现代化，使传统儒学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新儒家所创立的“新易学”、“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也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第二代新儒家严守宋明以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学术传统，认为心性之学或曰“道德的形上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这种精髓在当代赋予新儒家的主要使命，就是要从儒家传统的注重人格修养的“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来，即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建设科学与民主政治的蓝图。虽然由内圣而解决外王问题是传统儒家的既有的基本思路，但由于采取的是由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直通”方式而未果。新儒家遂补充以“良知坎陷”，即道德良知经过自我限制、否定转生出知识理性智慧，这一补充体现了新儒家对于西方文化知性探求的挑战的回应，实际上承认了儒家的精神义理不能够直接作为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基础，而只能采取曲折间接的形态。“直通”方式转为“曲通”，是新儒家区别于传统儒家的显著特点。
　　但第二代新儒家的“曲通”方式在主要生活于西方文化氛围中的第三代新儒家那里，便已经感觉其不可行性。他们意识到新儒家前辈虽然着力于拯救西方世界人文精神的失落，但又将人文精神等同于道德精神而忽略知识和艺术等方面的精神的弊病。在理论旨趣上，“曲通”表现的仍然是一种泛道德主义的偏向，实际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是为了应付西学的挑战而被迫谋求儒家思想的自我转折与充实的结果。故他们虽也力倡全面“复兴儒学”，但关注的重点已经移到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超越的价值理念对现代社会和人的生活可能发生的影响上。道统、政统、学统的“三统并建”已经向较为单纯的“学统”的创建转移。
　　近年来新儒家研究在祖国大陆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不仅有大量相关的专著、论文发表，而且成为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学者们对新儒家的研究虽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但总体上仍依新儒家的理论架构分为内圣与外王两大指向。
　　在内圣一方，学者们大都肯定新儒家的文化价值情怀有着积极的意义，即在对传统的关怀中包含有对普遍的人道和人性的关切，在对儒学命运的思考中也贯穿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只是抽象地谈文化而讳谈国难和民族生存危机，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思潮与社会现实和民族危亡的紧密关联。而且，在当今国际条件下，要想保存中华文化，迫切需要的是尽快提高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希望依凭心性修养来摆脱危机和走向现代化，就显得非常幼稚。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新儒家在吸纳西学和重建儒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其对西学的批评并希望由此改变西方文化的走向的努力却收效甚微。
　　新儒家由原来并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学派发展成为今天的“显学”，除了得益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外，东亚地区所谓儒学文化圈的经济“奇迹”或曰“儒家资本主义”是儒学复兴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它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令新儒家头痛的儒家伦理和现代化的矛盾在实践的层面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但这一“基础”和与之呼应的儒家伦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去年以来东亚地区爆发的战后最深刻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尤其是儒家“人治”的短长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与新儒家在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方面有一致性，但双方在理论基础、文化观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也是不应回避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