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的又一根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的又一根源
张啸虎
最近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所发表的一些关于批判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的文章中，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为此召开的讨论会中，都指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沿袭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优秀的现实主义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是一种严重的歪曲。这个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指出来的是：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除了直接受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外，同时在其一切基本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以被胡适称为所谓“大怪杰”金圣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的严重影响。这就是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是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相结合的产物。按其思想本质来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一〕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
因此，指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思想与金圣叹之间密切的精神联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近三百年来，金圣叹的恶劣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的最阴毒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以“叛逆”和“才子”的姿态，表面上把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们所鄙弃和痛恨的文学作品如水浒、西厢记等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段，抽掉其中所表现的鲜明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主义因素，阉割其中所包含的反封建的有利于人民的巨大社会意义，竭力使之为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金圣叹的所谓“圣叹外书”，欺骗和毒害了历代以来的无数读者。在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中，也可以显明地看出金圣叹的思想借尸还魂的迹象。鲁迅先生早就指出过所谓“新红学家”们与金圣叹之间的历史渊源。鲁迅先生认为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二〕应该指出：俞平伯先生正是接受这种“余荫”而堕入“泥塘”的代表。因此，在这一方面揭露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的错误的根源是和我们批判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观点的错误是密不可分的。
金圣叹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帮闲者，在哲学上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他对几部古典文学作品的评改工作，正是他的反动政治立场和唯心主义哲学见解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大千本无一有”。在他的心目中，“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三〕。因此，他认为他所标榜的所谓
“才子书六部”的本身，也是梦幻泡影，一片虚空，“实不可说”，“无实可说”，“说即非实”，
“说实即错”；在他看来，当然也就无是非可言，
“论无是非，议无是非；是之所在，即非之所在；非之所在，即是之所在”。这个狂妄的否定一切存在与是非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等书的评语中，到处传播他的唯心主义的谬论。在水浒第十四回中，他抓住阮小七偶然说的“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八个字，便大做其人生无常的文章。他借西厢记中的“惊梦”一折的题目，又把他的“天地梦境也，众生梦魂也”的宿命观点大大地发挥了一番。按照金圣叹这种“物我一齐，是非两忘”的唯心观点，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真实是不存在的，都是作家“洒墨成戏”，“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按照他的看法，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创作，只是“寻个题目，写出自己许多锦心绣口”。他读水浒第五回“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以后，认为“世界之事，亦如是矣”。说是“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因何而起，瓦官因何而倒，起倒只在须臾……”，因此，他就“不胜浩然而叹”；“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这两句话，就是代表着金圣叹对“水浒”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所包含的社会意义的基本看法。
我们试联系这些地方去看俞平伯先生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就会觉得在许多地方，两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比如，俞平伯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角色各异，却大伙儿都来表演这整出的戏叫‘红楼梦’”
〔四〕。这和金圣叹的“洒墨成戏”论不是完全一致吗？又如俞平伯先生分析红楼梦的主题说：“石头记以梦幻为本旨……本演色空；由梦中人说，色是正，空是反；由梦后人说：空是正，色是反。”又说：
“明显地写出来的是假的；相反的，含而不露的才是真的，书的本旨。”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到第三回便另换一副笔墨，借贾雨村送林黛玉入荣国府，立即展开红楼如梦的境界了”。像这些地方的观点，岂不正是金圣叹的“颠倒虚空，山河如梦”的议论的翻版！这种相同之处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们之间唯心主义观点的一致性所决定的。
作为一个操笔鼓舌的帮闲者，金圣叹完全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他在评改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中，竭力歪曲作品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任意诬蔑水浒中那些为人民所热爱的英雄人物。他深知水浒等书是极不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作品，其主题的锋芒是“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君读之而彷徨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但是，他与“焚书”和“禁书”主义者相反，他认为“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因此，他采取另外一种手法，这就是通过他对作品的篡改、批评与解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达到他所谓“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的目的。他把人民所歌颂的农民革命，诬蔑为“天下所共击”“天下所共弃”的“凶物”和“恶物”；他在水浒第七十回中捏造了卢俊义的一个梦，“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出斩。”他在底下批道：“真正吉祥文字”。这正是集中地代表着金圣叹对水浒的革命英雄的基本态度。
我们对照地来看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批评，在基本态度的实质上和客观效果上也表现了这种倾向。所不同者，金圣叹是强词夺理地要把同情和歌颂农民革命，“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的水浒，歪曲成为具有“春秋谨严之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才子书”；而俞平伯先生则是轻描淡写地否认红楼梦的鲜明的倾向性，把它说成是对封建贵族阶级“拥护赞美的意思原很少，暴露批判又觉不够”。他甚至刻薄地说：“社会上最喜欢有相反的对照。戏台上有一个红面孔，必跟着个黑面孔来陪他，所谓‘一脸之红，荣于华衮，一鼻之白，严于斧钺”。在小说上必有一个忠臣，一个奸臣……我小时候听人讲小说，必很急切地问道：‘那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觉得这是小说中最重要、并且最精采的一点。社会上一般人底读书程度，正还和那时候的我差不多。雪芹先生于是狠狠的对他们开一下玩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是不但否认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性质及其爱憎分明的感情和是非明确的态度，而且也完全抹煞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和一切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忠奸好坏的本质的差别及其复杂的斗争，否认一切生活中的矛盾和社会冲突。可以看出：金圣叹作为顽固的封建阶级的帮闲者，所以以“斯文之功臣”自命，要以篡改水浒等书以代替“秦人之火”；而俞平伯先生作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辩护人，就只能把红楼梦说成是自然主义的作品，唱唱“怨而不怒”的滥调而已。但是，以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为其基本观点，则是一致的。
为了要达到歪曲作品的人民性、传播他的唯心观点的目的，金圣叹在他的“圣叹外书”中，采取了故弄玄虚，琐碎割裂，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一套办法。他把这些作品说得非常神秘奥妙，说什么“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抓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以便蒙哄和玩弄读者。他施用诡辩的伎俩，诬蔑水浒的作者说：“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下面是一段血口喷人似是而非的解释。水浒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字和绰号，也是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材料。他把“跳涧虎”陈达和“白花蛇”杨春的出现，认为是“隐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同样，他也用“王进”这个名字以发挥其反人民的谬论：“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于王道也。如此王进，然而可教而进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所有这些地方，一方面说明他反动的政治立场，而同时也暴露出他底穷极无聊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丑恶面貌。
在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想到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基本方法也是和金圣叹相似的。首先，俞平伯先生也再三强调红楼梦是一本“奇书”，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只能“望洋兴叹”，“了解红楼梦，说明红楼梦都很不容易，在这儿好像通了，到那边又会碰壁”。像这样的说法，和金圣叹的“妙不可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同样，俞平伯先生为了要证实自己许多主观主义的见解，生拉硬凑地找“证据”，进行琐碎割裂，牵强附会的解释。这是说明：正如金圣叹一样，俞平伯先生是完全堕入了形式主义的泥塘。
最后，俞平伯先生还有一点和金圣叹相似的，就是他们都把文学批评工作当做人生的游戏。金圣叹说：“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又何以为活也！”他还把他的这种人生观强加到许多伟大作者的身上，他认为“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作品对于读者的功用，也是在于娱乐，“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这就是金圣叹的人生态度，也是他评书的基本态度。俞平伯先生同样把研究红楼梦当做“消夏良方”，“每一执笔，必奕奕有如神助也。”这和金圣叹所描写过的境界：“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对照起来，正是异曲同工。同样，俞平伯先生也说红楼梦的作者是把创作当成游戏。他说到曹雪芹对于黛玉和宝钗，无所谓肯定和否定，“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这和金圣叹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俞平伯先生不止一次地宣称他的趣味主义的研究态度。他说：“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他认为“欣赏文艺附带一点研究，亦只是逢场作戏而已”。这种“闹着玩”的从趣味出发的态度，正是金圣叹所说的“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伸纸弄笔，舒卷自姿”的重现。以这样的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会得出“越研究便越觉糊涂”的结果，会产生“梦魇”和“进入五花八门的迷魂阵”的感觉，当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奇怪的是：俞平伯先生在解放以后，自己宣称要“遵照毛主席的话”，要“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要做到“接受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俞平伯先生自己对于金圣叹的看法如何，但是，“五四”以来文艺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对于金圣叹是一向“敬之如神明”的。胡适说金圣叹是中国文学史上“很不可多得”的“大怪杰”；说他有眼光，有魄力，有“革命的精神”；说他是“笔端有刺，舌底澜翻”；“辨才无敌，笔锋动人”；说他“在小说批评界，他的权威直接推翻了王世贞、李贽、钟惺等有名的批评家”〔五〕。把他捧到了很高的地位。周作人也说过：“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我读水浒，本文与批同样的留意，如吃白木耳和汤同咽才好。西厢亦然，王斫山出来时尤其有相声之妙”〔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金圣叹当做“文章知己友兼师”，而受他的影响，继承他的衣钵，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买办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互相结合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和必然的结果。毛主席说过：“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七〕。由此可见这两种思想的密切关系和我们今天的斗争的严重意义。正因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是远袭金圣叹的封建士大夫阶级传统的意识，近沿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道路；也正因为当前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受这种影响的并不只是俞平伯先生一人，而其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因此，肃清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肃清封建士大夫阶级思想的遗毒，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注：
〔一〕〔七〕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二〕“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一文。
〔三〕金圣叹的“水浒”第十三回批。以下所引金圣叹的话，加引号未注明出处的，均见“圣叹外书”等。
〔四〕“红楼梦简论”。以下所引俞平伯的话，均见其所著“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我们怎样读‘红楼梦’”等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五〕胡适“水浒传新证”。
〔六〕周作人“旧书回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