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怀念程代熙同志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执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怀念程代熙同志
　　贺敬之
　　一
　　程代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代熙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热忱宣传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最近，正当十卷《程代熙文集》出版的时候，他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熟悉他的朋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和他相识二十多年，深感他是一位值得铭记、值得学习的好同志。
　　1927年，代熙出生在重庆近郊的一个小村落。由于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未成年的代熙一边在一家公司当雇员，一边刻苦自学古文、英语。1947年，他开始在《新民晚报》发表译作，介绍外国进步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使代熙振奋不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党派他到人民大学进修。1956年，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撰写、翻译了一批文艺理论著作。从此，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之后，代熙积极参加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1986年，为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他和陈涌等同志一起创办《文艺理论与批评》。这家刊物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剖析国内外文艺思潮、评介现当代文艺创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代熙一生写作、翻译、编辑三者并重，在诸多领域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二
　　代熙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关心文艺问题，但他们只在少数场合专门谈论文艺问题，大量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建国初期，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都没有出齐，已经出版的几卷译文也不够完善。前苏联出版的马列经典作家论文艺的专集，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熙受命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担任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艰苦而繁重的工作，对读者却十分有意义。可以说，它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代熙和编委会的同志们一起拟定选题，组织人力进行编选和翻译工作，并和译者一起反复推敲译文。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的《列宁论艺术》、一卷本的《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及《鲁迅论文学》、《瞿秋白论文学》、《拉法格论文学》等，都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经他之手送到工厂发排的。代熙曾经回忆他和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合作：“我两个商量好，他精心地翻译，我帮他逐字逐句地细心核对，不放过一个疑点。他要求我不仅用铅笔画出需要进一步斟酌的辞句，还要求我尽量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然后由他定夺。有时为了解决一个疑点，我们之间往往要反复许多遍。”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艰辛。代熙不但在编纂马列文论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介绍西方美学、文艺学文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他和陆梅林等同志一起主编《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的《异化问题》、《文艺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讨论集》等，是当时介绍这些热点问题最完备的资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翻译家，代熙的译作广为学人所称道。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拿来主义”———学习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经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实践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和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翻译既讲忠实也讲文采。早年的代熙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他把目光集中到文论上来。他熟悉英语、俄语，自学过德语。他翻译的《阿·托尔斯泰论文学》、《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歌德的格言和感想》等，都以译文的准确、流畅、传神，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代熙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自然是他的理论、评论著作。他生前出版了《艺术家的眼睛》、《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海棠集》、《理论风云》等四本论集，还主编了《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对美学问题、文艺学问题、中外文艺思潮问题都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概括、对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曾被人多次引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他一直跟踪考察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由他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三
　　代熙一生的学术活动，贯串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研究问题，总是从掌握实际材料入手，在这方面舍得下大功夫、苦功夫、笨功夫，有时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从来不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肯提笔撰文。他重视翻译，和这一点也有密切关系，总想直接接触外国的东西，以免上“二道贩子”的当。他评论文艺思潮，总要先弄清各种观点、各种概念的来龙去脉：怎么产生的、怎么演变的、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然后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析。所以，读他的文章，人们往往觉得很扎实、信息量大。即便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也能从中得到启迪。现在，有些论者不大愿意在掌握资料上做艰苦扎实的工作，以为写作也像做生意那样，可以“一本万利”，甚至可以“空手套白狼”；以为一旦抓住了某一时髦观点，就能无往而不胜，可以任意构筑理论新体系。人们对理论研究中的浮躁之风深感忧虑。代熙的实事求是学风，对我们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代熙重视资料，又从来不以“掉书袋”为能事。他不赞成为学术而学术。他研究理论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服务于文艺实践，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旦把它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行动指南，就没有发生过动摇。不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动荡，他一直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文化大革命”中，代熙受到残酷打击。粉碎“四人帮”后，代熙用他深厚的马列文论功底，投入到揭批“四人帮”的洪流中去，揭露他们的极左面目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后来，出现了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代熙在继续清理“左”的流毒的同时，着力同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文艺观，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此，他赢得了敬佩，也受到了责难。一些人表示“惋惜”：一个学力深厚的学者，不去关门著书立说，不去研究一些“纯学术”问题，居然倾力在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上做文章，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我觉得，在原则问题上态度鲜明，不明哲保身，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融学者和战士于一身，这正是代熙的突出优点。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感到这一点的难能可贵。
　　二十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来讲，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根据实践的新发展，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开拓。同样，也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坚持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哪怕它一时遭到围攻、咒骂，哪怕一时还有许多人不承认它。前者需要勇气，后者也需要勇气。只有两者兼备，才是真正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遇到巨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潮流排山倒海般涌来。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一些人中间成为一种时髦。什么“告别革命”，什么“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种种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难道不需要勇气吗？代熙正是一位两方面勇气兼备的好同志。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摆动，认准了一个目标，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入党很晚，但他具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坚强党性。1997年，代熙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在病榻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道：“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正处在低潮时期，世界上那些视社会主义制度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大国及其他的一些敌对的政治势力，还会在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制造种种困难，散布‘告别革命’、共产主义已经彻底‘失败’的种种谰言，但我深信中国共产党——这个久经历史考验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一定能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我向组织呈上我的入党申请书。”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人生誓言。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鼓舞着他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
　　代熙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坚持社会主义旗帜的学者继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