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村读宋应星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牌楼村读宋应星
　　邵盈午
　　瞻仰着位于江西奉新县宋埠乡牌楼村的宋应星故居，心头袭来阵阵悲凉。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岁月沧桑，如今的故居只剩下一截砖墙，一扇麻石门框，以及残存于门框上方的那几个依稀可辨的大字（我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是“瑞吸长庚”）。在村里的小巷内，尚有一幢明式建筑，合抱粗的立柱、横梁，至今木质坚硬，房屋结构严密，这便是宋应星小时的私塾。——驻足于此，真有不胜今昔之感，我的眼前渐渐地幻化出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宋应星踌躇满志的身影——那是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居然名列第三。
　　可世事总有旁逸斜出者。在其后的五次会试中，宋应星却均以落第告终。他不得不在当了二十年举人后，去本省的分宜县做了一名教谕，位卑薪薄，后又出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安徽亳州知府。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宋应星愤然解官归里，默不作声地搞起“自留地”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文学著述自娱”，而一部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也就在这种“不求闻达”的艰苦劳作中，裒然成帙。
　　这一下不要紧，宋应星竟“走向世界”：这部早在十七世纪便传播到国外的巨著，被西方人士誉为“中国十六世纪科技百科全书”；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盛赞该书的作者为“中国的狄德罗”。对于在当时声名不彰的宋应星来说，这一切委实是不虞之誉。
　　宋应星之所以在当时声名不彰，殊非偶然。在古代中国一元化权力机制的控制下，士的出路是很狭隘的。虽然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较受重视，但不是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就是当作国运隆盛的点缀，摆脱不了专制政治的牵制，至于天文、地理、农艺、医药、数算之类科学技术，均被视为末流小技，根本得不到官方应有的倡导扶持。以故，在《明史》与《四库全书》中，均未写进宋应星的名字和著述。在当时，他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无名的“文化英雄”。但一部《明史》甚至包括一部二十四史，却没有一个失却姓名的帝王，即使他极其昏庸。
　　宋应星的个案还向我们显示着中国文人的一个特例，即，所谓“才”，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只有通过“遇”才能得到社会认可的“待价而沽”的东西，而就是一种具体的手艺或技术之类的很实际的功用，一种具体的操作能力，甚至就是一种形而下的“器”的行为。缘此，宋应星的“才”并没有得到“遇”；既然不“遇”，社会对他的尊重也就丧失。之所以如此，推究起来，恐怕仍与中国文化的特性有关。中国文化缺乏对具体事物的观照，缺乏用具体、精确、明晰、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描述事物，回避形而下的事物，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器”又总是与“俗”、“小”联系在一起。它所注重的是对世界对人生的整体性把握，是形而上的概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宋应星的文化创造活动却标示着对这一顽固传统的反叛，他决不回避琐屑、具体、非本质，他也没有过多的“闲愁”以作“怀才不遇”式的自我嗟叹，只是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着他的“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规律，心细如发地探析着分离金属的方法，挖掘和“抢救”着那些已经失传的技术。而他的人生，也就在他所沉潜的科技天地中，走向坚实和充盈。至于他的“走向世界”，则完全是靠着科学本身的力量，是一种绝非刻意以求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天工开物》的诞生与“走向世界”，大大减弱了封建时代轻蔑科技的话语权力，那些将科技视作“奇技淫巧”的贬抑之词，不过是强行附在宋应星身上的苔藓，时间的海水自会将这些衍生物冲刷得一干二净。
　　宋应星的名字将恒久地被科学的光芒所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