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两个五十年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祖国颂（2）

　　二十世纪的两个五十年
　　本报记者周庆杨健
　　“现在正是购买大件的黄金季节”——根据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8月14日，北京的张先生拿出他一个月的收入2780元，买了一台74厘米的康佳牌彩电。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连着4个周末，他去蓝岛商厦调查行情，发现彩电品种丰富，“都有点眼花缭乱了，顾客摩肩接踵，群众消费水平不低”，张先生感慨，12年前，他两口子20年的积蓄还不够买一台47厘米的彩电呢！
　　那么，在本世纪初，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又在想什么呢？1900年8月4日，《中国日报》发表思想家、学者章太炎的一篇文章《解辫发》：“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所以想脱掉长袍马褂、剪掉辫子呢！一日，朋友送来西服、帽子，便毅然“断发易服”。时人评价此文“霹雳半天，壮者失色；长枪大戟，一往无前”，堪称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发表最早的革命文字！
　　那条记录着大清王朝光荣与耻辱的辫子被抛弃了，中国关于新世纪命运的思考和抗争，就从这里开始。
　　奋斗与梦想
　　“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毛泽东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头50年的情况。
　　立志改革的人们，要找到一条能救中国的道路并不容易。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却没有能制止袁世凯复辟称帝；1919年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批判传统儒学并未能阻止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蒋介石窃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果实，建立的南京政府却反共、反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长期采取不抵抗政策……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演变，连优秀的哲学家也感到困惑，罗素在研究了旧中国的情况后说：“我不会让自己去鼓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是，你很难知道应该对具有爱国主义热忱的中国人说些什么，对正在探寻救国道路的中国人说些什么。”
　　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一凡研究员则感觉清醒：世上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耻下问，虚心拜师？中国留学生自清末幼童放洋，到新中国成立，已历三代，众书生反复思考与争辩的结果，依然国难当头，自身难保，只能走向革命，汇入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大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耿云志研究员眼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苦苦求索的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救国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此后50年，中国人民在实现强国之梦。然而，确立一条强国之路并不比寻找一条救国之路容易。我们有过胜利的辉煌，也经受过苦痛和挫折。然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走向成熟，党中央曾三次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顽强地把新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次是1949年3月5日，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而城市中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这一思想导致了全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新中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第二次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到“文革”爆发前，这一决策使中国积累了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第三次是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在20年的时间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现了新中国最稳定的建设时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两个文明比翼齐飞。
　　激情与理性
　　1971年8月，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到北京，见到阔别22年的老朋友邓稼先。他要挚友澄清一个谣传：中国研制原子弹得到了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美国人的帮助。8月16日，即将离开中国的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一封短信：已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一时间，杨振宁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离席，去洗手间整容。
　　这是积蓄了百年的热泪，让它尽情地流淌吧。
　　进入本世纪以来，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白手起家，到西南联大的漫长跋涉；从王淦昌提出中微子实验方案，到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科学救国”的信念始终是催人奋进的动力。
　　然而科学之花要结果，不只需要激情的催化，更需要有稳定的环境、发展的经济和理性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以极大力量争取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到祖国的怀抱，接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另一位伟人作出新的论断，宣布了一个崇尚真理的时代真正来临。1988年，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识，第一次如此坚实地建立在理性的基石之上。以它为逻辑起点，知识和人才的地位得以奠定，“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得以孕育成型，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体系和高科技产业化的总体框架得以建立……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不再只是将科学技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应急的手段，更把科学方法视作管理和决策的基础，把科学精神当成塑造现代文明的指南。
　　以往那种违背实际、违背规律，甚至违背常识的盲动，终于被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代替；那种靠拍脑袋作计划、出数字的行为，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公务员开始有计划地重新接受培训和学习；造诣深厚的学者和专家经常被邀为中南海的座上宾，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办讲座；科学正在成为亿万群众的精神食粮，装神弄鬼的“法轮大法”在科技之光的聚焦之下只能“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清华大学，一位叫詹森的外籍教师向他的学生讲起这样一件事：听说他要赴中国任教，他的祖父竭力反对。1938年，老人曾经亲眼看到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之后，如蚂蚁一样在河水中飘浮的中国人。詹森说服了他的祖父。他告诉老人，那个疯狂的时代结束了，他举例：为了三峡工程的上马，中国政府组织数以千计的专家论证了将近40年。是啊，一个理性早启的中国，正以现代科学思维重塑民族之魂。
　　传统与进步
　　往事如镜。1931年江淮大水暴发之前，史沫特莱到苏南农村考察。“村子由七零八落的土房子组成，门前是脏水沟，村民都有皮肤病，有的儿童头上长癞生疮。妇女在池塘上边洗菜挑水，在下边倒马桶，粪便又用作土地肥料。”中国农民仿佛停留在“中世纪”的生活，令这位美国作家感慨万千。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如果史沫特莱们再到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走上一遭，看到的将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且不说像华西村那样让城里人艳羡不已的苏南乡镇，即使是在一些偏远的中西部农村，买早点、烧煤气、看电视、装电话也开始成为新的时尚。这使人想到美国专栏作家埃尔索普的名言：中国人只要得到一半的机会，就能创造奇迹。
　　中国人的生活已经从一种封闭的状态，开始进入到宽松、明朗、自由的新方式。到国外去旅游，在因特网上获取信息，用信用卡付账，靠银行按揭买房，都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自由。一种现代化的消费观正从这一代人开始建立。
　　随着眼界的开阔，消费观里更多地注入了时代特征和健康内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免掉排场的婚礼，到郊外去种树；会拿出金钱和时间参加业余培训、自学考试、申请充当志愿者……
　　当大多数人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日益提高的时候，全社会对贫困人口也寄予更深切的关心。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人，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为4．6％。这无疑是一个奇迹，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伟大成果！在城市，已全面实施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失业保险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今年8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又宣布，中央已决定提高这三种保障标准，并对财政困难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给以补助。人们又一次体会到共产党人的特点，那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上为最基层的绝大多数群众着想，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