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洲少年惨死说起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大千絮语

　　从非洲少年惨死说起
　　王淑娟
　　8月2日，14岁的亚吉纳·科塔和15岁的弗德·泰卡拉，藏身于比利时航空公司的A330—300空中客车的起落架内，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飞往布鲁塞尔，因高寒、低压、缺氧而罹难。
　　两位非洲少年是贫寒子弟。亚吉纳的父亲失业多年，家中唯一值钱的家当是辆自行车；弗德的母亲每天要到市场上叫卖红薯叶子，全家15口人，有13口晚上睡觉靠打地铺。他们从当地收到的欧洲电视5台节目中，看到欧洲人生活富足舒适，便想到欧洲完成学业，过欧洲人那样的生活，于是便背着家人和老师，偷偷地冒险爬上飞机。他们俩知道这样做生死难保，便事前写了一封信带在身上，说他们之所以决定搭机偷渡，是因为非洲生活艰难，教育太差。
　　两位天真的非洲少年为了追求“欧洲梦”，惨然离开人世。他们的死，发人深省。南北关系恶化，应是一大祸根。
　　包括几内亚在内的非洲多数国家，是在50年代末期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上的独立，曾给新兴的非洲国家经济注入活力。但是，薄弱的经济基础，使它们难以走出困境。国际上极不合理的分工，歧视性的贸易关系，苛刻的援助条件，又给非洲经济雪上加霜。60年代至70年代，非洲人还能靠农产品、矿物原料的出口获取较多的外汇，而自80年代以来，新材料和代用品的出现，导致欧洲对原材料的需求锐减，因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大跌，非洲国家不仅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被削弱。数十年前，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在国际贸易总额中能占6％左右，可1998年只占1．9％，若南非不计在内，仅为1％。为了发展，非洲国家只好大借外债，可到期又无力偿还，于是借新债还旧债，债务越滚越大，弄得不少国家用1／4或1／3的预算去还债。结果显而易见：经济总是在困境中挣扎，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的统计，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人均收入比过去减少了25％。
　　要说欧洲对非洲漠不关心，也不符合实际。早在70年代中期，欧共体就和非加太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第一个《洛美协定》，试图通过援助及贸易优惠，加强彼此间的经贸关系，促进非洲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用心不能说不好。可惜，如今第四个《洛美协定》行将期满，可非洲的经济在恶化，南北差距继续拉大。
　　事与愿违，是应当反躬自问的。客观地说，欧洲人至少有两点做得不恰当：一是他们对非洲的援助虽自诩为“大方”，却要求用这些援款购买欧盟的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出口抵押，受援国所得的实惠有限。二是自90年代初，欧洲人不该对非洲国家加大压力，要后者不顾国情和传统，实行西方的民主，实行多党制，结果是不安定因素急剧上升，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令人遗憾的是，欧洲人并没有作这样的反省，却想放弃传统的“团结”原则，要与南方国家建设“更加平衡”的关系，说白了是想甩掉包袱。不久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的谈判中，就出现了这种倾向，不能不令人担忧。
　　现在的欧洲繁荣，可以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上的，如今也不能说欧洲对非洲的原材料完全没有掠夺的成分，因而欧洲有义务帮助非洲。再说，在全球化大势下，国与国、洲与洲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非洲经济太糟，对欧洲经济也肯定不是福音。
　　布鲁塞尔曾为非洲少年死难者举行了葬礼，善良的人们为之叹息。如果欧洲领导人能从他们的死亡，悟出欧洲必须为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更大贡献，则无论是对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大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