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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女人》的艺术创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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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9-09-04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徽州女人》的艺术创新
  孔晓燕
  任何一种门类的艺术,在其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自足形式。这些自足形式是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提炼和积淀而逐渐生成并日臻完善的。但艺术史没有一劳永逸的“终极”完美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生活呼唤着更新的艺术形式来满足其表达的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打破那些在特定艺术史阶段相对“完满”、“自足”的艺术形式,在其中变动增添“新质”、“因素”,从而和人们日益丰富、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弦并奏。然而,任何创造都有“历险”的性质,任何的尝试都要付出代价。有艺术家甚至极而言之,把在戏剧舞台上的形式革新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作为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项目之一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为我们探讨舞台剧艺术形式的革新提供了可资研究剖析的范本。
  黄梅戏《徽州女人》给我们传统的黄梅戏观众以特殊的观剧感受。在传统黄梅戏的观众眼中,他们看到了话剧的因素、舞剧的因素、歌剧的因素,甚至静态的绘画因素也在剧中起着贯穿全篇的基调统摄作用。有的观众欢呼看到了黄梅戏的全新面貌,并希望从中找出传统戏剧的发展革新之路。有的观众则认为它不像“黄梅戏”,觉得新融入的他种舞台剧和绘画因素“破坏”了黄梅戏流畅典雅的传统风格,甚至有人说它是传统戏剧革新的“末路”。我们应如何来看待艺术形式中新因素的变化、添加和发展呢?
  除非我们要求把一切既定的相对完整的艺术形式作为“活化石”来封箱保存,艺术与生活共舞共生是艺术史上不争的事实。但创造的绚烂背后是与之相当的风险代价,既定的艺术形式,如舞台戏剧的唱腔、风格、动作、程式是相当长的艺术实践,数代艺术家的智慧结晶体,它构成着某一艺术门类的边界和内核,大致决定着艺术门类的风格风貌,这当中有着通常所说的“看似容易,成却艰辛”的产生逻辑。这样长时间积淀形成的艺术形式被我们现时的一人、一戏、一种创意所更改、添加、打破、重组,意不可不慎,情不可不重,它需要胆识兼备、智勇双全的创造。
  在《徽州女人》的舞台上,“西递村系列”的版画起着贯穿全篇的基调统摄作用,这些以往只作为舞台背景出现的静态视觉因素,在《徽州女人》中从黑沉沉的后台向前台跨迈了一大步。徽州的黑瓦白墙,屋脊飞檐,石板路,花格窗……扑面而来的是一派徽州凝重古雅的文化气息。绘画的因素弥散在舞台的各个角落:红嫁衣、绿罗衫、舞台的调度、人物的表演,都在某种程度上向绘画的凝重感靠近,使整台戏更接近于一幅徽州古画。在这里,古徽州文化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和绘画,特别是版面的抽象性和由抽象性而带来的象征性相契合,如同《徽州女人》的剧名所暗示的优雅淡远风格一样,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股鲜明而又淡雅的徽州古风,在视觉的“盛宴”中,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走进了古徽州那沉实、厚重、繁复而又令人惆怅的文化氛围中。
  这与创作者所准备传达的初衷是相契合的,创作者在谈到创作表达的意念时就指出,他们的创作旨在表达一种与古徽州相应的整体氛围,让原本隐退在轰轰烈烈的显在历史背后的某些东西在人们面前凸现出来。《徽州女人》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与绘画因素在其中的突出表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表达的需要,一切艺术的因素都听“将命”而行,被艺术家自如运用,这在艺术传达上的自由之境为多少艺术家所向往,然而这种“自由”也必须谨慎从之。
  将绘画作品转化为戏剧,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这一尝试形成了编剧、导演、主演、画家在绘画意境的启发下共同进入创作状态的一次新的戏剧生产方式。先是主演韩再芬面对“西递村系列”版画作品产生了创作的原初冲动,萌生出在和自己心灵贯通的绘画意境中,主演一部戏剧的强烈愿望;再是编导从绘画和画论中看到了自己所心仪的精神境界,将自己生活的积累、感触和绘画作品联系,同时又从绘画中感受到了编导所需要的创作空间,在形成剧本之前,已将最初的导演处理和版画融为一体;最后画家和编剧、导演、主演共同探讨绘画转换为戏剧的种种可能,并将自己的个性转换为创作集体的共性,将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个性转化为舞台艺术的综合特性。以上种种因素促成了美术与戏剧交相辉映的《徽州女人》。
  形成《徽州女人》的每一步,无论是艺术形式的选择、添减、更改、创造还是不同艺术门类的借鉴,都是为了创造性地开掘它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切新的创造添加的变革因素总要引起些争议。赵无极的画在八十年代初,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曾有人激愤地质问:“这到底画的是什么?!”贝聿铭的透明金字塔矗立在卢浮宫庭院的时候,一向以浪漫和创造力自认的法国人斥责贝聿铭是在把卢浮宫变成第二个迪斯尼。对于众说纷纭的艺术传达形式,戏剧理论家童道明先生幽默地说道:“在艺术的发展史上,有人激赏,有人激贬的作品,一般说来,是好作品。”但真正的创造必须自觉而清醒,自醒在艺术史长河中古往既定形式的重要意义,自醒真正的创造的艰难和不易,自醒“不破不立”的“立”所需要的辛苦和才力,要自觉清醒地看到“破”、“改”、“变”、“添”之后的艺术走向和归境。
  《徽州女人》给黄梅戏乃至整个传统舞台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研究和进一步探讨的样本,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品问世,让我们在真正的碰撞和探究中产生更为适合新的艺术传达的新形式,使传统舞台剧的发展有更大的发展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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