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依赖政府型向社会参与型转变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发展慈善事业 为国为民分忧

　　由依赖政府型向社会参与型转变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解衣推食、雪中送炭、行善积德、救苦救难的优良传统，不仅心慈好善、扶危济困的人受人尊敬，流传着“行善获福”、“为善流芳百世”等谚语，而且早在周代就设有大司徒之类的政府官员管理慈善事业，《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其职责是“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的本字）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其中慈善事业占很大比例。又因为赈济灾荒是古代范围最广、需要救助的人数最多的慈善事业，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对救济饥荒以稳定社会秩序十分关心，将赈济饥荒的政令和措施称为“荒政”，《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就列举了12项“聚民”的政令和措施，称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
　　由于灾荒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历朝历代统治阶级中的忧国忧民、关心民众疾苦的人士都非常重视荒政，董火胃《救荒活民书》之类建议政府采取赈济措施的书籍不断流传，李长庚等“尽心荒政，民赖以苏”（《明史·李长庚传》）的好官被树为榜样，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设立常平仓、社仓、平粜、煮粥、赈贷等措施。即使地方富民采取施粥助赈等慈善行动，也都有政府支持，否则连最起码的行粥秩序都无法维持。这样一来，就形成慈善事业依赖政府的模式，遇有需要救助事宜，全由政府负责，即便是个人济世救人的善行义举，也都必须纳入政府的规范。
　　慈善事业依赖政府，由政府统管，利弊都很明显。优越性是便于统筹规划、集中社会财富，用于规模较大的赈济活动，并且速度较快，效率较高，比较有保障；弊病是由政府包揽，缺乏公私团体兴办的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常常是有大灾大难时才能获得政府和官员的关注，且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社会常态下，慈善事业很难进入官员的视野，政府也就漠然置之，也不便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致使社会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及时救助。这就是丰收之年仍有饥民、太平盛世乞丐不绝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面临的历史状况。
　　如今，我们的慈善事业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富人凭借良心对穷人施舍，也不是为了谋求报偿，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对弱势群体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是良好的社会公德和风尚的表现。但我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并不发达，有诸多社会问题和沉重的财政负担，慈善事业完全由国家大包大揽，实有困难，最好的办法是由全社会齐抓共管。
　　所谓齐抓共管，就是在社会常态下，各村镇、社区的公私团体负责本村镇、社区内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在民政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出力。扶助对象确定后，学校可以免收其学杂费，医院可以免收其医疗费，交通部门可以免收其公共电汽车交通费；对有些劳动能力的人，有关单位应分别予以吸纳；对个体经营者，税务部门应予以免税照顾，等等。这些事情对有关部门来说易如反掌，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损失，却可以使弱势群体受益无穷。确无劳动能力又无收入需要救助衣食者，在社会上所占比例极小，其生活经费虽应由民政部门和慈善基金会等专门机构募集，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是有能力解决的。解决的办法除设法吸纳国内外行善人的捐助外，应从当地的罚没款项中按比例抽取资金用于慈善事业。这样，既不影响国家税收，又不增加群众负担，却可以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生计问题。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德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