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阿金一家50年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与共和国同行

　　汪阿金一家50年
　　徐永辉口述
　　我是一名老摄影记者，50年来，我一直跟踪拍摄农民汪阿金一家的变化，汪家50年的变化称得上是农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杭州刚解放，我所在的报社领导将一架德国造折叠式蔡斯照相机，交给新到报社的我并再三告诫：“这架照相机是从日本鬼子手里缴来的战利品，是谭（震林）政委赠给我工作上用的，你使用时万万当心。”
　　1950年春天，我挎着这架照相机，走到农民中间去。翻身农民喜悦的心情，深深地感染着同是穷苦人出身的我。
　　这一年我拍下了农民汪阿金一家的照片。有天，我到余杭临平镇采访，路过乔司区供销社，只见农民们卖掉络麻后，争着买毛主席像。有个瘦瘦长长的农民从人群中挤出来，双手捧着四张毛主席像。他叫汪阿金，是大三乡学稼村的农民。他推着独轮车，我背着照相机，走了约一个小时，到了他家。在他家三间茅草泥屋前，我拍下了汪阿金一家吃饭的照片。汪阿金对我说：“我现在还穷，以后造了砖瓦房，请你来玩，一定要来啊！”
　　汪阿金在1978年实现了造新瓦房的愿望。汪阿金二儿子在1993年新造了“小洋楼”，院子里四开间二层楼，宽敞透亮够气派。去年中秋节，我又来到汪阿金家，汪阿金的妻子沈阿三对我说：“记得你第一次来，我们住在阴暗的草棚里，没什么好吃的。那天中午，是用咸菜、青菜和芋头，加上荷包蛋招待你的。现在生活可好了，孙子们连鱼肉都不吃了，说太腻。我的老二楼房多好呀，老大和小儿子到城里买了房子。这样大的变化，过去我们穷苦人家想也不敢想，全靠共产党领导好！”她的话音未落，院子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是她小儿子开着小轿车来接母亲到杭州去过中秋节。
　　今年1月24日，汪阿金的长孙举行婚礼，给我发来了大红请柬。在婚礼上，汪阿金的三个儿子全都西装革履，系着领带。你根本无法把他们和当年在茅草屋里的穷孩子联系在一起。
　　（本报记者 袁亚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