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扩大内需与人口再生产
　　——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
　　本报记者 马宏伟
　　在当前消费持续不振、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如何启动居民消费、增加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消费是人对自己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消费需求在最终意义上是满足人口再生产的需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来考察扩大内需问题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
　　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这就是说，人们对生活资料的消费，直接就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如此，消费还能提高生产者的素质，现实的生产者和潜在的生产者都可以通过消费，提高知识水平和技能，从而成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生产者。本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强调了用于教育、保健、饮食等的支出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特别是详细分析了发展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从而成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先行者。现在，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世纪末的中国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中来时，理论先行者的分析会给我们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田雪原：人口作为一定区域内的居民总体，其数量、素质、结构的再生产始终同物质资料再生产结合在一起。我们研究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必须时刻考虑到劳动力再生产，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口再生产问题。在当前我国从温饱向小康迈进、人民衣食丰足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研究消费、研究人口再生产，应更多地关注提高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质。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多、文化教育水平和素质不高一直是一对突出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已有很大提高。近似人口平均所受教育年限的文化素质教育指数，由1982年的4．21提高到1997年的5．81，提高不可谓不快。然而，同发达国家在12以上、教育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我国从业人员中70％以上仅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水平，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者仅占总人口的3．5％。这种状况不仅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知识经济的即将到来极不相称，而且同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不相适应。教育产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市场需求。
　　记者：那么，我们有没有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能力呢？
　　田雪原：有。从国家宏观角度考察，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1862．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近2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动，个别年份还略有降低。而发达国家一般占到5％以上，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都高出我们许多。差距就是潜力。如果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这个比例提高0．5个百分点，即达到3．0％，就可增加教育投资380亿元；如果增加1个百分点达到3．5％，则可增加教育投资755亿元。从居民家庭微观角度考察，一些调查表明，居民储蓄存款中平均约有1／3是父母为其子女上学读书准备的。按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存款近6万亿元计算，则高达近2万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0％。只可惜由于教育发展滞后和产业化程度过低，居民手中的这笔巨额资金不能以教育消费形式释放出来，可谓消费无门。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居民家庭，都给投资教育留下了一个很大空间，一个能够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长远社会效益的空间。
　　记者：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通过发展教育扩大内需的令人振奋的图景。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我们讲启动消费，讲人口再生产，不能不讲农村问题。而农村又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落后部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水平低，人口再生产水平低，教育落后，文盲、半文盲多。种种因素使农村成为我国消费市场中潜力最大、又最难启动的一块。在打破农村生产、消费、人口再生产的低水平均衡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呢？
　　田雪原：当前启动消费需求困难，二元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人口城乡结构和增高了的城乡人口消费比（非农业居民与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之比），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其根源在于农民现阶段收入水平低；收入低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低；“两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于人口城市化水平低。因此，理论上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使城乡人口消费比降低可以增大社会消费需求，但实践上这一比例很难迅速降低，80年代中期以来还有增大的趋势，农村巨大市场还是潜在性质的。要变这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为现实的消费市场，就必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中转移出去，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记者：农村人口城市化确实是使人口再生产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跃进，启动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根本大计。怎么样才能使人口城市化既快速又稳妥有序地进行呢？
　　田雪原：加速人口城市化既要靠政策推动，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将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到城市来是不可想象的。可考虑实行“三三制”转移方式。一是“源头截流”：我国陆地面积中耕地仅占10％，可利用草地占32．6％，森林占13．9％，内陆水域占1．8％，其余占41．7％。按照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农业种植业剩余劳动力向林、牧、渔业转移1／3是做得到的。二是“乡镇企业分流”：利用当前乡镇企业资产重组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换代的机遇，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既可发挥聚集效应，又可以以全国2．63万个乡、1．84万个镇为据点，吸纳1／3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将其逐步转成城镇人口，或转成准城镇的“蓝印户口”。三是“城市分流”：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只要从实际出发，给人口城市化方针增加必要的弹性，我国六七百个城市吸纳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1／3，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这样，如果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一半和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可提升到40％左右，达到或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可增加6000多亿元的居民消费。如能在6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年平均居民消费可增加1000亿元；如能在3年时间实现这一目标，年平均居民消费可增加2000亿元。
　　记者：这实在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马力强大的引擎。我们在分析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城市中最低收入人口的消费问题。由于这部分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而其消费能力却明显不足，因此，有关研究认为，当前启动消费的重点应该是向这部分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适当提高保障水平，使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达到应该达到的消费水平。这不仅会使最低收入者的消费状况明显改观，而且还会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即只要生活水平降低到最低消费水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得不到正常保障，政府就一定会给予保障消费的补助，一般城镇居民就没有必要再过分抑制消费，向银行存那么多本应消费的钱了。
　　田雪原：尽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事业，也是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征所决定的。1949年以来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经历了1949—1952年的由低增长向高增长的转变，1953—1957年的第一次生育高潮，1958—1961年的第一次生育低潮，1962—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1974年以来的第二次生育低潮等几个不同时期。由于中国人口问题属过剩性质，第二次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的3亿多人口形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异常庞大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口移动到哪里，人口问题的难点和焦点就在哪里出现，特别是未来生产年龄人口激增与发展失业保障，人口老龄化与发展养老保障更值得关注。
　　1962—1973年出生的3亿多人口，现在处于26—37岁年龄层，未来22年内这部分人口还滞留在60岁以下，导致15—59岁生产年龄人口激增。预计可由1997年的7．9亿，增加到2020年的9．4亿，年平均增加652万人，形成持续增强的就业压力。除选择适宜的就业战略、广辟就业渠道以增加就业机会外，失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3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进入老年型社会。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可达4．4亿，比例升至29．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具有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的显著特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将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首要的问题是要面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时间差”，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集社会供养、家庭供养、老年再就业自养“三养”于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因而，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不仅对当前扩大内需具有关键的作用，而且也是保持和提高我国人口再生产水平，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一项战略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