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改革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国庆专版)
专栏：

　　中国：文明与改革
　　俄中友好协会主席 季塔连科
　　本月29日，我将应邀荣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观礼，这使我回忆起我与中国50多年千丝万缕的联系。
　　孩童时我已迷恋上中国。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家墙上有一幅中国地图，我在上面插满了解放区的小红旗。在学校和村里，我常介绍中国革命形势，人们送给我一个绰号“小中国通”。1953年我考入莫斯科大学，专业是中国哲学。为探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我曾致函郭沫若先生讨教。1957年2月14日，我实现了朝思暮想的愿望——到中国学习。此后，我生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在中国，我实际上读了三所大学。除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之外，我还深入基层读完了一所“社会大学”。“社会大学”的第一堂课是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来到工地和大家一起劳动。看到中国领导人忘我劳动的身影，我干得也特别起劲。“社会大学”第二阶段是在河北省黄村度过的。我住在村里的王大妈家，在整整7个月的时间里，我一面继续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史，一面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这段经历至今回忆起来心里还充满着无限的感激。黄村这所“社会大学”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大学。
　　回国后我长期作为译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在外交部工作。工作中我一直强调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认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及中国文明的特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现行的内、外政策。为此我编写出版了《古代中国哲学》、《汉代哲学》。我主持工作的远东研究所编译出版了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邓小平的著作，翻译出版了郭沫若、赵树理、茅盾、老舍等人的文学作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评价这些变化？对此，俄罗斯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并形成了两个观点对立的派别。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事实使人们得出结论：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不可用苏联和西方的标准评价，中国将以自己的特点、完整的文明方式走自己的路；由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方针符合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我认为，中国走改革开放道路，将促进俄中相互的发展，两国合作前景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尤其让俄罗斯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俄罗斯困难时期，中国不仅对俄高度理解，而且尊重俄的国际地位，尊重俄的民主尊严。经双方努力，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建立了信任、合作机制。这一机制为亚太地区解决类似复杂的国际问题塑造了新的模式。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建立多极结构，建立现实、可靠的国际新秩序。
　　我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走向21世纪现实的、需要不断完善的发展模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不断自我更新能力的中国文明是中国文化与民族意识的高度统一。这种文明是中国社会团结一致的保证，并最终完成把中国变为现代化、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的任务。
　　我感到非常荣幸，50多年来，我致力于了解中国、向俄罗斯介绍这个伟大国家的悠久文化事业，并为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中国：文明与改革》。在这本书里我力图阐明，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特殊性和自身特点在改革和稳定中发挥作用的。（本报驻俄罗斯记者刘刚译）
　　季塔连科简历季塔连科生于1934年4月27日，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57至1961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目前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谊协会主席。季塔连科曾发表过大量介绍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文章，并撰写了多部关于中国古代和现代哲学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