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错误文艺思想的一贯性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俞平伯的错误文艺思想的一贯性
萧山
从俞平伯二三十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来看，可以看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是有一贯的脉络可寻的。
从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俞平伯和他的一些朋友们的文艺观。他们宣传“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引文见“燕知草”周作人跋）。他们逃避斗争，宣布“为艺术而艺术”。在俞平伯看来，所谓“文艺”，只是“技巧”与“灵感”的综合罢了。物质基础和生活实践在俞平伯看来都是次要的。因为物质世界由俞平伯看来，只是一种不可认识，不可捉摸的“东西”。
“以湖山别无超感觉外之本相，故你我他所见的俱是本相，亦俱非本相。它因一切所感所受的殊异而幻现其色相，至于亿万千千无穷的蕃变……。佛经上的经典上每每说，‘作如是观’，实在是句顶聪明的话语。你不当问我及他，‘我将看见什么？’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燕知草”第八页）
“实验主义”的代表者詹姆斯认为，“‘实在’只是我们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相信的东西就是‘实在’。”俞平伯在自己的文章里同样宣传“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主义。物质世界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你我他各有各的看法。因此“真理”的清楚界限是没有的，而是“你应当问你自己，‘我要怎样看法？’”
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上，使俞平伯认为创作“只是迫切的欲念，熟练的技巧与映现在刹那间的‘心’‘物’的角逐”而已（见“杂拌儿”第二页）。脱离了真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实践，空谈所谓“欲念”、“技巧”和“心物角逐”，这就使俞平伯认为“不朽的杰作往往是一篇天外飞来，未曾写完的残稿，这正是所谓‘神来之笔’。”（见“杂拌儿”第三页）主观唯心论者看不到伟大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神经质地说什么“天外飞来”，“神来之笔”。无怪俞平伯“研究”了三十多年“红楼梦”，到最后却认为这本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只是一个“梦魇”，“越研究便越觉胡涂”，十足显示出主观唯心主义研究方法的彻底破产。
俞平伯认为物质是不可知的，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浮生若梦”，对一切事情就不必认真。在俞平伯的著作里，说梦，梦遇，呓语一类的作品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现实生活与梦幻在他是搅混在一起、不易分辨清楚的。“回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闲愁种种悲欢陈迹，跳跃若轻尘，而曾不得踅驻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见耳。”（见“燕知草”自序）
因此俞平伯认为，人类在社会里生活，只是为了观看“几本几幕电影”罢了。“这一幕映毕，那一幕接上来。看得真乏味，偏偏老不完，看得得神，倒又没有了。”俞平伯说明他的人生观是：“我们的一生谁不是草草地断送的，又见谁真细磨细琢地咬嚼生的滋味过。……云里雾里妈妈胡胡一辈子，这才是永久的真实。”（以上引文见“燕知草”第一一七页，第一一八页）
俞平伯通过他的作品向人们灌输一些什么思想呢？他告诉大家，人生到社会里来，只是来“作客”的。大家就应当客客气气，维持社会原状，不要“过激”，因为你们对社会是无能为力的，妈妈胡胡过一辈子吧。
由宿命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见“燕知草”自序）开始，俞平伯形成了一套颓废的人生观，所谓“刹那主义”。这种“刹那主义”，实际就是鼓吹“今日有酒今日醉”；“过一天算二个半天”的资产阶级颓废思想。
俞平伯的这种对国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资产阶级颓废思想，表现在对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上的显著的例子，就是正为文艺界所批判的把“红楼梦”仅仅看作曹雪芹个人感叹身世之作，割裂作品的现实主义内容和反封建的重要意义。从另外一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俞平伯怎样割裂我国伟大古典作家的爱国主义传统，把他们歪曲成为一批“浑身静穆”的有闲者。由俞平伯标点、明末张岱著的“陶庵梦忆”里，俞平伯介绍本书说：“作者家亡国破，披发入山，‘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作书本旨如是而已。”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坚决的爱国志士，真是这样“向佛前一一忏悔”吗？作者“自序”介绍自己真实的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读者“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研云甲编原序里更强调指出这一点说：“兹编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观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梦忆”不是一部“抒写性灵”的“忏悔之作”，这里不是说明得很清楚吗？张岱写作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俞平伯却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梦忆”曲解成为一部佛爷面前的“高王经”了。
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里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时是书写不尽的。鲁迅先生生前，对于这批将古典文学加以缩小和凌迟的先生们，曾经不断进行痛斥，指出他们做这种分割工作的真实目的。“且介亭杂文”等文集里有许多宝贵的指示，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更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这里无法一一加以申引。
但是在“‘题未定’草六”里，鲁迅先生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言论，对于我们目前进行中的批判工作，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在谈到对陶渊明的评价时，鲁迅先生指出：“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俞平伯对待古典文学作品，正是缩小和凌迟其中“金刚怒目”式的倾向，其结果必然形成对这些伟大的作品的严重歪曲。
在散文集“燕郊集”里，有一篇题为“身后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俞平伯对革命文学也进行攻击，将革命作家诬蔑为只是一些胸襟狭隘的名利之徒。
“我们有若干位名人正在预期他的身后 名，如咱们老百姓预期吃中饭出太阳一般的热心。例如光赤君（就是改名光慈的了），他许时时在那边想，将来革命文学史上我会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燕郊集”第四十五页）
“博雅冲淡”的“咱们老百姓”，就是这样绝口“不谈”政治，一切从“趣味”出发的。
俞平伯对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的攻击，可以清楚说明俞平伯的文艺思想的阶级根源。不问是讲经参禅的经学大师，或是“博雅冲淡”的言志派权威，只要一触及他的本阶级的利益时，“幽闲”就会化为“悲愤”了。
俞平伯三十多年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受到文艺界、学术界的批判，这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