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王国”的诗篇——深圳南岭村纪事 [复制链接]

第4版(文学作品)
专栏：共和国之庆

　　“文明王国”的诗篇
　　——深圳南岭村纪事
　　林雨纯郭洪义
　　诗篇之一：走出贫困
　　1979年5月6日，夕阳暗淡无光，小山村的炊烟已失去昔日的诗意。在布吉镇南岭村，掀开了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只有一百七十六户人家七百八十六个村民的南岭，在这一天像决堤的洪水，全村男女老少冲向深圳河……村民张子建当年五岁，二弟三岁，小弟刚满周岁。他紧紧抱着母亲的腿不放，哭喊着：“妈妈去香港，带我去。”做妈的狠心丢下几句话：“你还小，好好带着弟弟，听婆婆的话。”拔腿就走了……
　　当时还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兼第一生产队长的张伟基回家后，瞧见家里灶冷锅清，问女儿：“你妈哪儿去了？”女儿说：“放学路上碰到妈，妈说去香港了，村里好多人都走了。”张伟基脑子嗡的一声，半晌回不过神来。后来他冲出村头，带上几个干部，驾着手扶拖拉机，向边界线上追去。他把手扶拖拉机停在深圳河边的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人群大吼一声：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空旷的山野回荡着他铿锵有力的话语。逃港潮的人流有五十多人悄然回村。当然，有他的妻子林玉娣。那一夜，张伟基感到特别空寂和漫长，夫妻间没说上一句话。能怪妻子么？能怪群众吗？这日子难熬呵。
　　历史在他的身后发酵。多少年了，食不果腹，贫穷如洗。每年南岭村几百号村民盯着国家的救济粮、返销粮，每个年头要购置八万斤地瓜才能过冬。有一年饥荒闹得特别凶，死猪葬了，也让村民给挖出来吃了。那一冬队里甘蔗已到收割季节，他下令推迟收割，甘蔗不砍，地里的田鼠、老鼠就多了，村民可以填填肚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惊天巨雷、润人春雨，让亿亿万万国人饱受惠泽。改革开放使时代的列车驶到了历史和命运的转折点上。随着一代伟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一声号令，深圳沉睡的土地顿时翻了个身。张伟基敏锐地预感到，机遇正像好梦一样降临。改革开放给了南岭人一张通往致富之路的车票。
　　开放后的“第一桶金”是张伟基所在的第一生产队三十万元征地费。村民欣喜若狂，盘算着每户可分到几万。对当时年均收入不到一百元的村民来说，三十万有多大的吸引力呵，而张伟基却另有一番心思，在他的眼中，三十万是一只“母鸡”，要使这只“母鸡”多下蛋，他要把全村四个生产队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结论是顺理成章的，过程却是曲折复杂的。一队的村民认准，肥水不流别人田。其余三个队的村民则观望，看你张伟基是否“车大炮”（吹牛）。
　　1983年的8月，正是把面团贴在墙上也可以烤熟的南方酷夏。南岭四个生产队的村民围拢在村头大榕树下选举村长。每个村民一张白纸，写上一名村长两名副手。村民们庄严地投下了他们神圣的一票。张伟基当选为村长，张必清、李宏庆为副村长。当五万头鞭炮把村民燃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张伟基的施政纲领很简单也很明白：要让村民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健康长寿。他决心以三十万元的征地费启动操作他的“经济魔方”。他百般游说，内地一家电子厂想与南岭村办电子厂内联。报告送批后石沉大海，审批者对张伟基说，南岭穷、脏、乱远近闻名，有什么能力内联办厂？
　　张伟基憋了一股子劲，二话没说，就带领全村干部群众挑灯夜战，突击修路，种花种树，村容村貌为之一新。张伟基把审批者请进村来，审批者当即拍板，对张伟基说，“你行，就凭你这干劲，我批了。”深圳第一家内联企业就这样在南岭诞生。
　　张伟基尝到了甜头，再主动出击。这位穿着凉鞋的农村汉子每天带上方便面早出晚归到市县引进办守候外商，心诚则灵，皇天不负，与一港商办起了丝花来料加工厂。一时声名远播，外商纷至沓来，仅一年的时间，七八家电子、玩具、钟表合资、独资厂接二连三开业问世。“八九风波”后，一些外商却步，一些工厂撤走，邻近许多村庄工厂停建。张伟基在支委会上说：“改革开放的车轮决不可能逆转，抓经济发展，错不了。”就凭着这种胆识和气魄，南岭村贷款三百万，接连建起了三个工厂区，筑巢引凤。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建设高潮迭起，外商又闻风而来，张伟基再抓住机遇，一口气办了三十七家合资、独资和内联企业。雪球越滚越大，张伟基的经济魔方越转越灵。
　　现实比预言更重要。张伟基悟到这魔方转起来容易，连轴转难，他要兑现诺言，以诚取信于民。
　　村会计张伟芬是南岭村极为普通的农民。母亲年迈，已丧失劳动力，妻子是个清洁工，两个儿子正在上学。待到年终分红，张伟芬分到了四万三千六百八十元，妻子分到了二万六千八百八十元，母亲分了一万元，两个儿子各五千八百八十元。当张伟芬领到九万二千零三十六元分红款时，他使劲地拧自己的大腿一把——痛感让他明白一切都是真实的。1998年，南岭村集体固定资产从原来七万五千元到现在七亿多元，集体年纯收入五千万元，村民人均收入改革开放前不足一百元变为现在二万七千元。全村实行了工资制，老人享有退休金，村民享有公费医疗。
　　1997年，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视察南岭，对南岭村的干部说：“你们村发生这样大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开放政策好，再就是你们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干得好。”南岭破译它为“走出贫困”的第一猜想，是开放政策的春风化雨，是张伟基的“诚信和人格”，南岭人的实干和智慧以及由此而圆通互动的“魔方”的神奇妙用。
　　诗篇之二：面对富裕
　　一位学者在珠江三角洲城乡结合部的农村考察后，把当地一些富裕家庭的子女不做工、不劳动、不读书、不思进取的“二世祖”现象称为“转型期不适症”。
　　“面对富裕”，这是南岭人和张伟基较之“走出贫困”更难于跨越的又一个“猜想”。
　　1985年新春，张伟基又开始谋划新的一年的举措。深圳市委副书记李容根的嘱托浮上了他的脑际。1983年岁末，时任宝安县委常委的李容根在南岭调研工作结束时就“考问”张伟基：“南岭村走出贫困，但面对富裕，是个更难跨越的高山，物质和精神两者怎么契合、平衡，都能硬起来，能不能创造奇迹，建立新规则，做出个榜样？”这年春节刚过，张伟基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张伟基斩钉截铁开场说：“我们是农民，什么叫农民？农民就是不忘本。怎么做到不忘本，就是富裕之后更要保持劳动的本色。我决定我老婆到村清洁队，当清洁工，希望支委家属带头干又苦又累的工作，大家意见怎么样？”“张伟基带了头，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全体支委一致同意。于是九名支委的家属，七人参加了村清洁队，两人当了售货员，其中包括张伟基妻子林玉娣，副书记张必清、李宏庆妻子张佛思、张碧云。
　　林玉娣的地，一扫就是十六年，在旁人看来，这是铁面的一笔、残酷的一笔、难以理喻的一笔。
　　十六年后，当初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的林玉娣每天依旧去她的“势力范围”清理垃圾、打扫卫生，岁月的风霜爬满了她的脸庞。十六年前，她的小孩还嗷嗷待哺，现在都念完大学回村工作了。女儿张秋敏在村医院工作，而她负责打扫卫生的路段也恰好在张秋敏工作的医院楼下。
　　女儿觉得妈妈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扫大街很难为情，于是向爸爸求情，发脾气：“别说是面子了，让一个人吸了十六年的灰尘，对身体该是多大的伤害啊？”女儿是学医的，心疼母亲。父亲却无动于衷：村干部劳动学习要带头，勤奋工作要带头，廉洁自律要带头，要有公心、责任心、事业心。我是村长，我不带头，谁带头？
　　翌晨的村道上，村民依然看到林玉娣风雨不改的熟悉的身影。多少年来，在南岭最苦最累的劳动场景，都少不了张伟基。他的专用车的后尾箱里长年放着劳动的工具：两把锄头。
　　1992年，陈兰香从广东博罗嫁到南岭，在娘家引起了轰动。娘家人知道南岭是全国有名的富裕村，在他们眼里嫁到南岭，意味着享不完的福。对婚姻生活和南岭满怀憧憬的陈兰香没想到南岭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考验了她。村里把她分配到铺路队。在铺路队，迎接这位刚刚脱下浪漫婚纱的新娘子的是：在烈日风霜下担沙土、抬石头、挑泥浆。短短几天，陈兰香手掌结了茧，肩上磨破了皮。回到家，累得晕头转向，扑到丈夫怀里大哭：这份工作，比在家、在工厂不知道累多少倍。但这种由干部和干部家属带头的劳动却使张伟基赢得了人心，为南岭村的形象工程铸就了坚实的基础。
　　光说说不行，还须制度化，南岭的规则是：一、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嫁到南岭的媳妇都要接受一段时间艰苦劳动的锻炼。二、凡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的，一律不得享受年终分红，参与分配的劳动股按贡献、资历、文化分为三级九等，按考核结果分配。三、在校的大、中、小学生，每年寒暑假，都要由村里安排到“三高”农业基地、果场劳动若干个工作日。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岭式的上山下乡。
　　目前，南岭村现有三百多劳动力，全部由村里安排到工厂、商场，“三高”农业基地、铺路队、度假村等部门工作，没有一人不参加劳动。二十年来，全村没有一人吸毒，没有一人犯罪。作为精神文明的典型，1986年，宝安县委作出了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199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分别作出了向南岭村学习的决定。
　　诗篇之三：科教兴村
　　几乎所有的经济奇迹都有惊心动魄的思想交锋和观念革新的前奏。南岭村的教育与文化的种子是在沉重的生活与精神的疼痛中发芽的。改革开放之初，南岭人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七十年代末，全村仅有的一名“贵重家业”柴油发动机“死火”了，当时正值抗旱季节，村里七八个壮汉用手推车连夜翻山越岭送到城里去修理。农机站的修理师傅笑着说：“你们村里人真有意思，把轴承卸下来，派人送来修理不就行了，何必兴师动众，把整个机器都抬来？”
　　1980年，村里办内联工厂，全村几百号人，竟然找不到一个懂财务的人当会计。1983年，一家外资企业因不满村里派到企业的管理人员素质太低而搬厂……
　　这两件事让张伟基悲伤了好些年。张伟基犯了一连串的心病。南岭人要“换血”。张伟基宏大而持久的“换血工程”先由自己做起。他订了全国各地三十七种报刊，每天晚上用两三个小时泡在报刊“世界”里，从中吸取文化和信息。
　　南岭开办南方农村第一间文化夜校，每周三个晚上开课，三十五岁以下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程度的全部参加学习。晒谷场就是“课室”，黑板挂在晒谷场的仓库墙壁上，高高悬挂的大灯泡发出了耀目的亮光，惹来乡野的飞蛾把灯泡围了一圈又一圈。如今，南岭夜校已办了十五年，夜校科目已增至英语、日语、电脑、家政、企业管理等等，在五家外资企业工作的村民可以用外语与外商交谈；在三十七家企业工作的村民大都成为有一技之长的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张伟基更是重拳出击，把村里七十二个青年先后送到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医学院脱产学习。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张育彪，是南岭的青年俊杰。他继承了父辈的刚毅与活力，高等学府的深造，又使他比父辈多了一份睿智。任村团支部书记，他创办了青年读书社；任村委办党支部书记，他总结了南岭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提出“富而好学，富而爱劳，富而崇德，富而进取”，成为南岭人新的文明规范和准则。今年6月，张育彪以几乎全票当选为南岭村新村长。1993年8月，李文雅考上了深圳大学建筑系，这是南岭村第一位上大学本科的学生。上午刚接到通知书，下午村委就召开村民大会，南岭全体中、小学生参加。会上，村委当场奖励李文雅一万元，并宣布负担他在校五年的全部学杂费用。五年后李文雅毕业报答乡亲的礼物，就是为南岭村投资上亿元兴建的大型度假村完成了整体设计。一本带来万利，知识就是财富。
　　南岭村风风火火的兴学浪潮，是张伟基“换血工程”的主要物件。在外界看来，这似乎是现实生活进程中的自然驱动。然而，局外人哪里知道，在这兴学过程中，正面临眼前功利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和抉择的阵痛。1992年的春天过后，房地产开发风起云涌。一位港商看中了南岭村“天良坑”一块五千平方米的风水宝地，扬言开价五千万元购买，对这笔可以扩大生产的巨额资金人们兴奋不已，而张伟基的“逆向思维”给人们的“兴奋”浇了一盆冰水，他却将这块地无偿给了布吉镇建高级中学。他戏称，风水宝地用作建校最合适。
　　高级中学如期在“天良坑”动工兴建。同年，南岭村还投资教育资金五百万元，办起了设施和教学质量可以同市内同类学校媲美的小学、幼儿园。1996年6月，村支委会决定，全村各户人家“请”下摆设在家里不知多少岁月的神龛，要告别神灵。三天时间，全村的家庭神龛全部改成装满各种书籍的书柜。尔后，南岭村民又投票通过新章程，谁违反计划生育和火葬规定，不但取消年终分红，而且还要接受其他处罚。就这样，南岭人以科学文化为武器，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抗争，摒弃数千年来的落后积习，一步步艰难地告别了过去，塑造美好的自我。
　　诗篇之四：文明王国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两件武器，一是法律，一是道德。有了法律和道德，人类才艰难地牵手走到了今天。当地球的第一部法典镂刻在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桩石时，终于露出了人类的兽性被制服的曙光。
　　从张伟基当上南岭村的最高行政长官那一个秋天开始，南岭村党支部、村委会就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的实际出发，以求实的精神，建章立制。先后制定了《南岭村股份合作公司章程规定》、《乡规民约》、《南岭村评选文明户十条标准》、《关于加强青年中、小学生思想教育的规定》等十多项规章制度。内容涉及两个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实施了这些规定，经济建设有了保障，精神文明建设自然而然由软变硬，由虚变实了。
　　从制度实施的第一天，张伟基就呼唤“依法治村”：“村民向党支部看齐，党支部向我看齐。”今天，当我们把眼光聚焦在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却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称号的“共产党员”的中国村长张伟基身上时，我们发现，这位“村官”管理财富、领导农民的重要方式是用自己的人格说话，用阳光一样的声音发言。南岭村有外来青工近二万人，那是一支青春与南岭结伴同行的队伍。张伟基视他们为南岭的儿女。华泰玩具厂建厂之初，张伟基到青工宿舍查巡，发觉八人住的宿舍风扇配备不足，南方的夏天酷热难熬，当即由村购置四十多台风扇送去。一家近两千人的大厂，张伟基是这家工厂的常客，每次光临都要察看食堂的伙食。有一回，他到食堂堆积大米的仓库，顺手抓了一把米，看一看、嗅一嗅，发现大米发黄，且有霉味，他把老板请来，也请他嗅嗅这把米。张伟基一板一眼地说：“我们的财富是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子仔、打工妹和我们一同创造的。试问谁没有儿女，我们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儿女’吗？”
　　在张伟基的“导演”下，南岭的舞台上又上演了让人回味赞赏的一幕。1992年，我国又成功发射了一颗运载火箭，令国人兴奋不已，更令张伟基敬佩，他连夜与村干部商量，决定捐资二百万元，专门奖励国防科技事业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乳白色的台灯下，张伟基代表深圳特区一个农村全体村民，给当时的总参谋长迟浩田写信，表达了南岭人的心愿。
　　十几年来，南岭捐献国家的资金多达四千多万，相当于南岭一年的纯收入。并非富得流油的南岭人用它来支持贫困地区、扶助希望工程、赈济灾区人民。在张伟基一班人的眼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有党，没有国家，没有全国人民，就没有南岭的今天。靠党的政策富裕起来的南岭人，可不能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江总书记在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要求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在座的张伟基心潮澎湃。广东省委、省政府描绘的蓝图：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左右，经济特区和珠三角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人均GDP的水平、国际现代化的标准五千美元，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贯彻省委、省政府精神，根据深圳实际，更提出深圳的人均GDP六千美元的目标。南岭作为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个现代文明村落、作为改革开放伟业中只知向前的过河卒子，张伟基把目标盯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
　　张伟基和他的南岭“猜想”，是改革机遇与生命热能的一场节日狂欢，是灼灼历史与炜炜未来的一阙时代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