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父之子，名子之父”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名父之子，名子之父”
　　赵龙江
　　一位朋友曾写过一篇谈章士钊的文字，读后深为他的钻研精神折服。刚好手头有一套章氏晚年所著《柳文指要》。1959年9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之请，章氏在该校汉语教研室主办的古汉语教师进修班讲授“柳宗元文选”，该讲义即为后来《柳文指要》的底稿。此书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下，由中华书局1971年9月出版，距今不过二十几年，相信不大难找，倒是自存的这套书是作者署名送人的签名本，引起我的兴趣。受书者为章以吴，一个陌生的名字，几经查询，他的经历和家世背景才逐渐清晰起来。
　　章以吴，1897年生在亦官亦儒的书香大家里，乃父章梫（章一山）早年是俞曲园之高足，并为光绪三十年进士，先后任国史馆协修，译学馆提调、监督，邮传部习传所监督，京师大学堂提调……著有《康熙政要》、《一山文存》等。他与当时另一显赫人物朱启钤素为至好，且为儿女亲家，章以吴成家立业全部仰仗朱启钤和继宝于氏的资助。
　　十六岁时，章以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恰与小他一岁的周恩来同窗学习。在校长张伯苓的积极倡导下，学校的文明戏（即话剧）非常活跃，二人几乎同时入剧团演出，因当时不兴男女同台，章以吴常扮女角，后因他回京完婚，女角改由周恩来饰演。解放后当二人再度相见后，周恩来亲切地称章“以吴兄”，章则称周为“老学友”。入南开第二年，十七岁的章以吴同朱家二小姐朱淇筠成婚，此后生下长子章宏道，即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章文晋。周总理曾与章以吴开玩笑，称他是“名父之子，名子之父”。
　　“南开”以后，章以吴先后在津浦铁路、德义洋行、大通银行以及金城银行等处任职，他工作踏实本分，得到上下信任，但他不善官场游戏，所以最高职位大概只是做“襄理”（相当于总经理助理）。解放后仍在银行，1951年妻子朱淇筠去世，续娶银行职员罗婉容（罗的前夫是著名大夫，在重庆时曾为周恩来的父亲看过病，罗本人因精通护理，她在1950年曾护理过周总理）。此后不久，他舍弃家业，带着渴望新生活的冲动，自愿“参干”（定行政二十四级）到甘肃平凉，在当时，他只是考虑洗心革面，做社会主义的新主人。后因“肃反”牵连，五十年代末退职回京，总理了解到他生活困难，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他进了中央文史馆任馆员，与章士钊同馆共事。这样每月九十元工资和公费医疗，对他当时的生活确是不小的帮助。章以吴1977年去世，享年八十岁。
　　与章以吴相比，章文晋生活的经历要丰富许多：早年就读上海同济大学附中，后在外祖父朱启钤资助下，年仅十三岁负笈柏林。那时他名叫章欣，不管是与廖承志等一起办《赤光》，与成仿吾合译《共产党宣言》，还是回国后编辑中学生抗日救国会刊《中联日报》，以及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时的学习和毕业后的经历，无不显示出他出众的才华天赋。鉴于他出类拔萃的英语功底，由龚澎（乔冠华夫人）推荐，由章文晋接替她本人，担任周恩来的英语译员，使他有幸与心仪已久的周恩来朝夕相处。有关他解放后的情形，大都为一般人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
　　应该讲，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研究，可追溯到本世纪之初，当时得其师张劭熙介绍，到朱启钤家教家馆，那时他已经试着用柳文进行教学了，《柳文指要》是其六七十年柳文研究的成果。至于章士钊与章以吴的关系，因未掌握更详尽史料，故不敢妄言，但我想，章士钊自本世纪初到他晚年，一直与朱家有着密切关系，而章以吴在辛亥革命后，即被他父亲委托给朱家，所以章以吴从小在朱家度过的时光远多于在他父母家，从这一事实看，章士钊与章以吴在很早前就应相识，所以章士钊赠书章以吴，绝不仅仅因他们同馆共事的缘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