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壳蜗牛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五味谭

　　去壳蜗牛
　　舒婷
　　去壳蜗牛，指的不是一道法国大菜，也不是刚挖掘出来的御膳或地方小吃。一个没有房子的中国人，无论多么显赫多么富有，就像去了壳的软体动物，内心充满不安全感。反过来说，只要够显赫够富有，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是早早置了房产，好好抛定了锚？甚至连小孙子的名下也设法弄了房子的。
　　穷苦的中国人外出谋生，便开始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立刻挟资回家乡大兴土木。鼓浪屿美誉“万国建筑博览”，正是在南洋发迹的华侨们对故土的眷恋和贡献。他们既坚持父辈老传统，又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因此岛上的建筑综合了哥特式尖顶、维多利亚雕窗、罗马廊柱和中国飞檐。这些房子的主人们几乎都不再回来，留给远亲或旧属看管，甚至无限期地空置直到半坍，却永远别想叫他们出售。这是他们的祖屋，他们的根，他们精神和肉体眺望的终极。
　　即使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不少从福建贫瘠山区奋斗出来的名教授，家眷已悉数在繁华都市扎根，仍然不惜借贷（听过“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民谣么？）在老家盖一座尽可能阔气的房子，了却心病，多半还为了荣宗耀祖。厦门大学海洋系有位教授，七十年代末获准赴香港继承遗产，明知终究要举家出国去的，一站稳脚跟，他立刻回晋江乡下“起大厝”。可是由于不通水电，白天老婆赤脚挽一藤篮衣服到河边捶打，晚上孩子在豪华客厅的油灯下读书，白瓷砖的厨房整天熬着猪食，偌大的庭院不植花木，种了葱蒜。这座红砖曲栏的小洋楼在四周破败的村居中，鹤立鸡群许多年，完全没有人居住。直到富得流油的后起之秀把破败的它掩没。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城里人的住房条件都很有限。我外祖父原有一栋三层小楼，公私合营主动退一层，“反右”再紧缩一层，“四清”腾出半层，文革时只余一间大房，隔成两半，外公外婆一隅，我和妹妹一间兼做饭厅。外婆总是祈祷：主啊，请把我召到你身边吧，趁我有房住的时候。
　　得以分配宿舍的，再简陋再窄小，也算有个窝儿，一家人说不尽地庆幸。三代同居一室也不打紧。那时胖子少，个子也短，一张大床首尾插着睡三四个孩子，大人晚上还要演布袋戏哩。宿舍份额十分有限，租房也不是太难。我祖父在鼓浪屿租了一层华侨私房，面积近两百平方米，三十年里月月只交租金十元。现在这层楼虽陈旧不堪，租金已涨到三千不止。童年我们随父亲住漳州，也是租房，因此老是搬家，这房望那房好呗。以父亲一人工资，养我们兄妹三个和母亲，对付温饱绰绰有余，可见租金不会太贵。
　　我插队回城，外婆果然如愿去了上帝身边。当时，父亲和哥哥住鼓浪屿祖母家客厅，我完全没有一张床的位置，暂时借住小叔叔的新房。小叔叔在江西工作，我很幸运在他探亲回来之前，进了厦门一家小工厂当学徒。由于运动不断，私房业主越来越感威胁，生怕被房改，情愿空房喂蚊子。父亲四处碰撞，终于租到厦门石顶巷一处小厢房。这座院落十分衰旧，我们租的两小间不过二十平方米，墙灰脱落，窗棂蛀毁，没有一块地砖是完整的。下雨天，屋里摆了大大小小的盆。房租贵得让父亲咬牙，其实每月不过五块钱，而且三个月一次付清。父亲以巨大的热忱，自己动手抹墙，补砖，添瓦，甚至在荒废的空园子里种了十分争气的芍药、月季和美人蕉。房东不能理解父亲的唯美主义，深恐父亲从此安营扎寨，三个月一到坚决收了房去。幸亏鼓浪屿的老房东同情父亲，就在祖母楼下，腾出一间宽敞、明亮的六角房，我真正有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闺房。最初半夜下雨，总是霍然惊醒，想想屋已不漏，不知多少宽怀。直到结婚。
　　结婚以后寄居丈夫篱下，至今。
　　丈夫住的是祖业，挺漂亮的一座小楼。从所有权看，更像集体宿舍。七十年代以后，大家千方百计出国去，我们留守，总还够住，便得过且过。香港回归，堂兄表弟们也到了退休年龄，纷纷准备叶落归根。房子原有他们一份合法权益，便轰隆隆装修，便呼儿带孙雇了保姆回来试住。鼎盛时，十四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抱着浴巾、衣服、香皂在门口排队是常有的事。更不用说电表跳闸，水龙头断流，电视和音响包抄围剿。
　　再打听租房行情，知道有了新事物叫“物业”。三居室的租金至少三千元，相当于我和丈夫两人的工资。想想从前，十块钱租整整一层楼儿孙满堂的美好时光吧。那时祖母天天喊贵，我哥哥学徒一转正，却也有三十三元工资呢。此时我才彻悟：没有自己房子的人，其心态就像无壳的蜗牛，在人世间的每一蠕动都感到危机四伏。蜗牛可以暂时钻进墙缝，而人类是永远不可能回到树上去的。上帝，如果你不能及时召我，请给我属于自己的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