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背后的历史画卷 [复制链接]

第7版(文学作品)
专栏：

　　鲁迅背后的历史画卷
　　赵发元
　　自从踏入稽山镜水，我不仅轻快地领略着风光旖旎的山水图景，而且费力地翻动着这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绍兴不仅是泽国水乡，不仅是鱼米之乡，而且是文物之邦、名士之乡。顺着这条轴线，你稍微翻动历史的册页，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就会跳跃而出。治理洪水的夏禹曾在此大会诸侯，死后葬身会稽山下。至今巍然矗立的禹陵、禹庙，寄托着后世人民对这位远古英雄的怀念。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成为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越国人民“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洗雪国耻的历史故事为普通人耳熟能详。
　　绍兴更是文人的天地，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和著名学者严子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山水诗人谢灵运，唐代的诗人贺知章，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明清时期的书画家徐渭、陈洪绶、赵之谦、任伯年和我国图书馆学先驱祁承邺、散文家张岱、理学家刘宗周、曲律学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历史学家章学诚、现当代的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历史学家范文澜、数学家陈建功……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每一个人都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一个切实的人生样板。
　　市内青藤书屋的主人徐渭的故事颇耐咀嚼。徐渭爱慕青藤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倔强孤傲的性格，以“青藤”作别号，名书屋。他擅长书法、绘画、诗文和戏曲。他死后没几年，当时的散文大家，吏部郎中袁宏道称他的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习”，把他列为明代第一。后代对他的书画评价尤其高，清代郑板桥曾刻过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盖在自己的画上，以示对这位前辈的崇敬和仰慕。现代齐白石亦做诗说：“青藤、雪个（朱耷）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他甚至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就是这样一个徐文长，参加过抗击倭寇的战争，并立了功，又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一再遭到打击。他鄙视权贵，“深恶诸富贵人”，具有嫉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即使在贫困之中也不接见来拜访他的达官贵人，不给他们写字作画。这种耿直的性格，虽不为世俗之人所重，却给后世的鲁迅精神以营养。
　　如果说古圣先贤对鲁迅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话，那么，晚清民初，这里出现的一大批可歌可泣的革命志士和领袖人物，则给了鲁迅以直接影响。
　　1868年1月11日，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诞生在绍兴笔飞弄十三号一座古老的台门里。他比鲁迅大十三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之后不久，蔡邀请鲁迅北上任职。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蔡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校内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学术自由，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学生运动，使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1878年生于绍兴陶堰一贫苦农家，长鲁迅三岁。绍兴东湖陶社有一副长联：“半生奔走，有志竟成，开中华民主邦基，君子六千齐下拜；万古馨香，于今为烈，是吾越英雄人物，湖山八百并争光。”概括了陶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的一生。1911年武昌起义后，陶被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时年三十五岁。
　　徐锡麟故居在绍兴东浦镇的徐氏祖宅。这位民主革命的活动家诞生于1873年，长鲁迅八岁。徐是光复会领导人之一，他从日本回国后，创办蒙学、书局，启迪民智，组织会社，宣传革命，后又创办大通学堂，培训军事人员。他与“鉴湖女侠”秋瑾相约，1907年7月19日皖浙同时起事，后因故被迫提前，致起义失败，以身殉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与秋瑾、徐锡麟不同的是，鲁迅拿起的不是枪，而是笔，他以为救国的要着，首先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改变国民精神最有力的工具，他当时以为就是文艺。1907年7月15日当清朝反动派在绍兴古轩亭口，举起了罪恶的屠刀杀害秋瑾的时候，鲁迅在日本已经中止了学医。第二年，他结识了革命家章太炎，加入了“光复会”，继承了徐锡麟、秋瑾的遗志，投身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
　　在鲁迅故居屋后的百草园里，我没有看见高大的皂角树，也没有找见桑树，倒是有不少桂花树，开满了米黄色的桂花，播放着浓郁的花香。我似乎朦朦胧胧看见了，年轻的鲁迅，怎样从故乡先贤的作品和革命实践中汲取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营养；怎样从故乡繁富的民间文艺和乡土文物中受到感情的熏陶；怎样从故乡的农村社会中了解农民的疾苦和他们勤劳淳朴的品质；怎样从自己家庭由小康堕入困顿中认识到当时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腐败；怎样从故乡丧失革命成果的悲剧中引出历史的深刻教训。
　　没有这乌瓦粉墙的故居，没有绍兴这段生活，可以肯定地说，就没有鲁迅的精神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