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真忙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我和我的家

　　吴教授真忙
　　本报记者龚雯
　　（一）
　　吴敬琏教授真是忙。为了采访他，记者一两个月前就开始预约。吴夫人周南解释说：“这些年他越来越忙，每周的日程都排得满满。要是以前，想忙也忙不了。”
　　回顾50年，吴敬琏本人觉得，是新的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经济学家们大有用武之地，有着一大堆头衔的他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别的且不说，作为新中国承前启后的一代经济学家，他要花大量精力备课授业，指导莘莘学子，推荐、组织和自己动手翻译各种现代经济学著述，向社会传播新知；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要负责多项国家重点课题调研，对重大经济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要参政议政……
　　对于年近七旬的吴敬琏而言，1999年是特别忙碌的一年。自年初起，为迎接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他和同事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课题研究项目，奔走于大江南北，搜集第一手材料，最后从15个方面对这块“硬骨头”作了剖析，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就将目光逐步转向国企体制改革。随着这项改革的深入，吴敬琏渐渐认识到国有经济战线长、布局散的状况，制约了企业改革的推进，1997年，他带着一批年轻人完成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课题攻关，提出国有经济要进行布局调整。积多年研究，吴敬琏认为，必须否定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的说法，把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并根据该原则调整现有的所有制结构。这一学术成果，受到中央重视。
　　过去的20个春秋，吴敬琏不仅取得了企业改革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忙于关注转型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焦点，对抑制通胀、保持经济稳定、培育资本市场、防止泡沫经济、铲除腐败的体制基础、捍卫社会公正等问题进行广泛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当记者问他：“假如时光倒流50年，您会挑选什么样的专业？”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经济学。经济学太有意思了！”
　　（二）
　　与经济学相伴了50年的吴敬琏，其实青少年时的理想是实业救国，这一点深受其先辈熏陶。吴敬琏的外曾祖父邓命辰1891年在重庆兴办了四川第一家现代工厂“森昌火柴”；外祖父邓孝然是大型民办企业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参加过“保路运动”，并曾任中国银行四川分行行长；生父吴竹似和继父陈铭德在1929年创立了《新民报》（即《新民晚报》前身），想以此唤醒民众，推动社会进步；母亲邓季惺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是一位有名的理财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新民报》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后来《新民报》扩展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报业集团，一度创下五社八报的业绩。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他从十几岁便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振兴中国”的问题。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局势的变更，他得出结论：“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国家在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绝无前途，要救国，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
　　心若在，梦就在。共和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怀着参加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无比热忱，吴敬琏进入大学校园，主修经济学，正是这一次选择，使他踏上了以后半个世纪上下求索的不归路。
　　与同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吴敬琏学的是苏式经济学，奉之为圭臬。受此影响，他愈加认定祖辈、父辈几代人的“实业救国”、“报业救国”都不灵，唯有走苏联的道路，中国方可富强。
　　可是，自他1954年从复旦大学分配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与实际经济生活接触得越多，疑问也就越多，前苏联那套计划经济模式并未带来预想中的经济繁荣。
　　1976年，十年噩梦结束，绕了一个大弯儿的吴敬琏重返研究圈子，从此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其他同志发起的“按劳分配讨论会”。受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的启发，吴敬琏意识到改革不能零敲碎打，而要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它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如何建立？都还没有答案。
　　1983年，53岁的吴敬琏远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客座研究，他发现，要发展现代经济，不懂得现代经济学无疑将寸步难行。于是，堂堂的大教授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学起，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大补”。
　　回国后，吴敬琏即着手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多年来，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文章，提出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他说：“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一种存在很多缺点的体制，但较之人类迄今试用过的其他体制而言，它是最佳的。在中国，除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别无他途。”
　　（三）
　　吴敬琏的家人和学生常常笑谈关于他“忙”的一件件轶事。比如，1997年初，为了完成一项重要课题，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那天路上堵得厉害，身为骑车族的他心急火燎地抄了一下近道，被交警当场“抓获”，斥他“为老不尊”，吴敬琏认“罪”而去。
　　年事已高的大经济学家骑自行车上下班，吴敬琏看作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后来，单位给他配备了小车，随叫随到。
　　吴敬琏因为忙，没法顾家。温文尔雅的吴夫人周南原是北师大教授、儿童教育专家，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12年前她忍痛退为家庭主妇，兼作“秘书”，就连书房的所有书柜，摆放的都是吴敬琏的藏书，她的书则挪放到角落里。吴敬琏总劝她：“余生有限，我们俩把这点事干好就行了。”
　　因为忙，吴敬琏从来无暇管教女儿晓莲、晓兰。但也许是耳濡目染，姐妹俩均有心治学，而今一个心理学博士，一个医学兼哲学博士，虽未秉承父学，同样值得父母自豪。
　　看得出来，吴家人忙中有乐，来客不断，笑语不绝。吴夫人说，70年代家中仅有一台雪花牌冰箱，这10多年电器基本上添置齐了，特别是买的电脑上了网，配上传真机、打印机等，实现了“家庭办公”。“我家的生活水平在中国知识分子里算是上等，比20年前改善多了，我们知足。”
　　吴敬琏感慨，50年对个人来讲是大半辈子，50年的沧桑巨变让人高兴，也让人回味。如果说1949年中国在政治上站了起来，那么世纪之交的这场改革，将使我们在经济上站起来。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勇敢地沿着这20年的方向闯下去，当前的困难和矛盾并非那样难以解决。从国家到小家，前景都应该是好的。
　　而最令吴敬琏欣慰的，是祖辈、父辈几代人魂牵心萦的强国梦，终于穿透历史的烟云，在20世纪末展现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