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与小册子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大学者与小册子
　　本报记者祝华新
　　●38年前，中国科学院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俞平伯、钱钟书等给予指导；
　　●38年后，中国社科院编写《不信神的故事》，约30位高级研究人员撰稿。
　　●“五四”科学文化启蒙的使命还没有过时。
　　100个不怕鬼的故事，100个不信神的故事，从先秦诸子、二十四史、历代笔记、说部杂著、笑林趣闻、民间故事中仔细翻检出来，连缀成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上一条光照千秋的线索——无神论。
　　提起无神论，以往说得较多的是汉代的王充、南北朝的范缜等具有唯物论倾向的思想家。其实，更加难得也更有神采的，是中国民间的普通百姓用实际行动抵制淫祀迷信、乱神邪说的伟大实践：
　　像汉代富人杨王孙病危之际执意要求裸葬，反对让死人口含珠玉而导致尸身不易腐烂，或者以丝绸裹尸、用棺木同土坑隔开。他认为，人死后只有化作泥土、回到地下，才是真正的归宿。
　　金陵有人用小车推着一尊菩萨像卖药，配药时总要把药倒在菩萨像的大手中过一遍，只有留在菩萨手中的药才交给病人服用。有个年轻人故意邀请卖药人到酒店饮酒，饮完酒不给酒钱，酒店老板竟也视而不见。如此几次后，卖药人终于答应彼此交换各自的秘密，原来菩萨的手是磁石做成的，药中含有铁屑成分自然就被吸住了。年轻人哈哈一笑：“我的办法更简单，预先把钱付给酒店老板，说好客人来后，一切事情再也不要过问。”……
　　这里有中国人对生与死、灵与肉的潇洒超越，对各种欺世盗名骗局的智慧破解，这里有中国人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间正气。
　　这些小巧精致、或庄或谐的民间故事均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文学研究所，由两代中国优秀的文学研究学者先后参与编撰。它分为古文、注释和白话译文几部分，只要粗通文墨的人都能轻松地读完全书。
　　笔记小说传遍街头巷尾
　　1959年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起我国政府解决台湾海峡危机和平定西藏叛乱的断然举措时，忽然谈到了清代著名的笔记小说《聊斋志异》中不怕鬼的故事。一个月后，在接见来访的亚非拉外交官时，毛泽东告诉他们：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部小册子。毛泽东早在延安窑洞前就曾轻蔑地把刚刚问世的原子弹称为“纸老虎”，此时一再讲不怕鬼神，分明透露出中共领导人在日渐恶化的国际环境中捍卫民族自决权的坚强决心。
　　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由来，由当时的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主持编写。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余冠英、钱钟书等一代名师都曾给予指导。1961年初版，1978、1982年两次重印，当年只有少数文人把玩的古代笔记小说中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故事在街头巷尾流传开来。中国先民的傲然正气和炽热血性支撑着新中国顶住冷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凄风冷雨。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那一年的宣言——“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代中国人的座右铭。当然，无庸讳言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一年后就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能不影响到对不怕鬼的社会政治含义的诠释。这是何其芳等始料不及的。
　　人文学者参与净化人文环境
　　今年，在一场全国范围的与“法轮大法”的斗争中，我们迎来了“五四”运动80周年。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流毒所及，有病拒医、走火入魔、剖腹投河等惨剧不断发生，当年陈独秀、鲁迅等人怒斥过的“鬼道”和“妖气”又沉渣泛起，“五四”对“赛先生”的呼唤、科学文化启蒙的使命远没有过时。
　　7月20日，中国社科院在传达中央关于处理和取缔“法轮功”的文件的所局长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院长李铁映与文学所所长杨义和副所长包明德等人交谈，鼓励文学所要编写一些故事或报告文学，参与这场斗争。文学所经过讨论，决定利用古代文献编写一部《不信神的故事》，并增补重印38年前的《不怕鬼的故事》。
　　在所长杨义和参加过前一本书编写的所学术顾问邓绍基的主持下，约30位高级研究人员紧急商定了取材范围、编写体例和工作进程。《不怕鬼的故事》从最初的70篇扩大为100篇，一周集稿；《不信神的故事》一周选目，一周译定。杨义强调，人文学者要为破除迷信、净化人文环境作贡献。8月初，两部书稿送达人民文学出版社。9月2日，两书精装本同时面世，一次印刷2万册，在党员干部“三讲”教育和反“法轮功”斗争中受到欢迎。
　　前一本强调“不怕”，讲的是“胆”；后一本强调“不信”，讲的是“识”。胆识兼备，正气蓬勃，才能为中华民族气宇轩昂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需要实实在在的启蒙
　　被公认为文学研究学科带头人的杨义，亲自提供了明清笔记中的若干故事线索。他谈起这两本小册子，就像谈论自己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等多部扛鼎之作一样神采飞扬。他说：“文学所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一个如此漂亮的事情，表明我们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体现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与世界文化思潮的关注，验证了我们的理论反应能力和学术参与水平。”这情景不禁使记者想起“五四”时期的一则轶闻：
　　当不少大学生醉心于《新青年》等杂志上的笔墨文章时，有个女生悄然来到乡下，挨门挨户地劝农民洗脸、刷牙。她自豪地说，我这是实实在在地启蒙呢！
　　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有学术文化薪火相传的西南联大，一方面有延安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舞剧《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一批雅俗共赏的作品。
　　今天，我们既需要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基础上培植知识大家、学术精品，又需要动员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为国民素质的提升、人文精神的普及添砖加瓦。毕竟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仍是一种稀缺资源。
　　让我们为大学者写小文章、编小册子而喝彩！（附图片）
　　杨义说，“法轮大法”引起人文学者的深切忧虑。
　　何其芳说，无神论思想在历史上像火种一样不曾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