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灯前儿女诗”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我读古诗文

　　我的“灯前儿女诗”
　　王焱
　　清人龚自珍作有《三别好诗》。他说自己对吴梅村等三家诗文有着与众不同的“别好”，尽管他明知并非文章极品，但因这些诗文是幼年在慈母的帐外灯前习得的，所以毕生缠绵于心。诗中说：“莫从文体论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很多人在心理上，其实都有过类似龚自珍这样的阅读经验，或者说都有自己的“灯前儿女诗”。不管文学史家如何立论，童年由母亲口授的诗文，我们总觉得是天下最好的诗文；对于这些俊语丽辞，我们也总是别有会心。
　　记得孩提时代，恰逢母亲罹患心脏病病休在家，长夏无事，她便以一本《声律启蒙》为我发蒙。从背诵“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起始，每天放学归来，母亲在灯下课子，诵读古诗文就成了我每日额外的功课。每当看到我背诵得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时，她病恹的面容上就会绽开一缕笑意，那对我不啻最高的褒奖。母亲最后教读的恰恰就是以“声情沉烈，万玉哀鸣”称著的龚诗。不久，她病重住院，我诵读诗文的功课就此中断；再后，“文革”的风暴骤临，母亲也在浩劫中凄然长逝。母亲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浩劫中屡经抄没的家，早已是四壁萧然。或许是咿唔日久，不免生情，只有幼年口授龚诗的那些清词丽句，时时在我的记忆中明灭浮现。每一吟诵，顿觉芬芳悱恻，齿颊生香，真个是“百忧之所窟，众香之所宅”。正是从这里起步，母亲让我在那个语言破碎、文化荒芜的年代里，能够不仅培育起对汉语文的敏感，对古典文化的挚爱，而且也从吟咏中得到性情的陶冶。
　　古代诗文浩如渊海，随着年齿增长，阅读渐广，我知道，龚诗不如老杜沉郁苍凉，不如东坡豪迈洒脱……所以，梁启超曾病其“浅”，而章太炎则讥之为“媚”，连大词人王国维也不喜龚诗。可龚诗仍然是我的“别好”。
　　处在由旧入新的时代，少年时就有文名的龚自珍，却不甘以此名世。他留意“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关心当世之务，向往的是王安石那样的改革家。另一方面，自珍又深于情，“哀亦过人，乐亦过人”。他崇尚澄明的童心，追求独立的个性，既没有道学先生的“大头巾气”，也未将自己的人格完全化成单纯的政治理性，能在名场生涯中保持真情与至性。自珍人格襟抱的这一特质，在他的诗文中化为“箫心”与“剑气”这两个奇瑰的意象。所谓剑气，象征着对诸如黎民疾苦、国家安危、民族荣枯这些公共事务的广泛关切。一方面，他呼吁变革维新，“高吟肺腑走风雷”；但另一方面，他也“宥情”，也“抱小”，“是仙是幻是温柔”，所谓“箫心”，意味着为个体的情感留下充分的空间。假使没有侠骨与剑气，即便吐属华丽，而气格终不免衰飒；倘若没有柔肠与箫心，虽然慷慨浏亮，却终不免流于粗豪。龚诗中，既有陆离的倚天长剑，也有幽喑的缠绵箫心。在他的“箫心”里，包罗万有，不但有“名理”，有“异梦”，也有“秀句”，有“春心”，更有屈骚庄鬼，朴学高文，酒蠹诗魔，九流百家。英雄之志略与情致之缠绵，在这里水乳交融。
　　论古今诗词作手，文学史家常分为“豪放”、“婉约”两派。然而这一模式却无法应对龚诗那“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无所不有，所过如扫”的诗风。自珍不同于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花间派。“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哀艳里包孕着雄奇。自古诗人伤春惜花，所在多有，可谁见过像《西郊落花歌》这样的吟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苍劲之中妩媚跃出，也并非专主豪放。他能在一篇之中，甚至一句之内，将豪放与婉约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诗风融成一体，百炼钢一变而为绕指柔，形成了奇诡瑰丽的境界。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忧国情怀的郁结，透过哀艳深情的排遣，为龚诗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张力。“怨去吹箫，狂来舞剑，两般消魂味。”剑气居前，箫声断后，哀艳在左，雄奇处右，让拥有博丽深邃才情的自珍，能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长旅中，鼓满了生命之帆前行。
　　时代尽管演进，社会尽管变迁，但像诗人龚自珍那样哀艳中杂雄奇的人格气象，却是弥足珍惜的。读龚诗，足以让我们一洗粗豪与琐屑，避免理性的偏枯与人性的脱水。或许，这就是龚诗的优胜之处吧。半生中无论经历多少艰难，遭逢何种际遇，心底里总会不期然浮出与情境相应的几句龚诗来，仿佛是从童话的魔瓶里冒出的一缕魔烟，使我在刹那间变得精神丰沛，胸臆宁贴。
　　如今我也到了“壮而独游”的年龄，可是只要一读龚诗，恍惚间仿佛就又回到了儿时，屋内一灯混茫，窗外雨声淅沥，我蜷依在母亲膝下，正在那里咿呀学诵：“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