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后 [复制链接]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后
　　李旭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首次核试验迄今已经35年了。35年来，作为有幸参与和目睹这一奇迹的我，每每忆及，总是激动不已，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到那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岁月中。
　　英明的决策
　　1945年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使这两个城市顷刻间化为废墟。当苏联掌握了核武器并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时，他们之间既争夺又勾结的斗争愈演愈烈，使世界各国人民处在核战争威胁之中。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到8月23日，在我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了原定设备的供应，妄图扼杀中国的核工业。赫鲁晓夫口出狂言：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0年至1962年，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的同志提出等经济好转以后再搞原子弹，因此，原子弹研制就出现了上马、下马的问题。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陈毅元帅力主上马，并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主张首先要把情况摸清楚再定。这一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于是，派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组织调查，提出建议。
　　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日，张爱萍同志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于11月14日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1962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只要中央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这是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决策，再次显示了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接见核工业会议的代表。邓小平对代表们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书记处负责。”
　　张爱萍和刘杰以二机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同时，组成了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一星”研制试验工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展开了研制原子弹的攻坚战。
　　紧张的准备
　　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是总动员令；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是实现“两年规划”的总指挥部。
　　二机部决定以苏联来信绝援的日子———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之后，中央确定张爱萍任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刘西尧（时调任二机部副部长）任副总指挥。我被任命为首次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专委自成立之日起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近两年时间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研制和试验中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当时，凡是涉及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问题，只要中央专委一声令下，有关单位便一路绿灯，坚决照办。
　　我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负众望，迅速掌握了原子弹的奥秘。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为原子弹的完成提供了关键条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弹爆轰试验。这次试验，除了未装填核材料以外，全部是核爆炸所用实物。为与实弹“热试验”相对应，称这种试验为“冷试验”。由九院院长李觉将军组织，由陈能宽担任指挥的这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在原子弹紧张研制的同时，核试验场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2年，“两年规划”下达后，试验场建设重新起步。张爱萍同某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到新疆罗布泊地区现场勘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重新选点建设。按照新的方案，从1963年开始，包括控制、测试、光学、飞机场、道路、通讯以及高102米的试验铁塔等40余项工程陆续开工，经过解放军指战员夜以继日的奋战，如期于1964年7月全部完工。
　　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央专委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并详细研究了核试验准备情况，关于核试验的时间，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一是晚试。毛主席批准早试。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并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就核试验的准备、原子弹的运输、安全、外交斗争等作了部署。
　　成功的试验
　　16日6时，基地气象处报告，整个场区及云迹地带气象转好。总指挥据此下令，8时完成原子弹装配最后一道工序———插接雷管。同时，立即用密语向北京报告。
　　按照事先约定，15时前接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张爱萍和周恩来手执话筒等待起爆。当扬声器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声音：“10、9、8……1，起爆！”顿时，透过墨镜看到试验场方向发出耀眼的闪光。闪光过后，五颜六色的大火球在试验场上空升腾翻滚，迅速扩大。首次核试验爆炸成功了！
　　几乎是在看到火球的同时，张爱萍兴奋地报告周总理：核爆炸成功了，我们已看到了火球！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仰望天空，此时冲天的烟柱与火球衔接形成蘑菇云，他又回头问王淦昌，王表示肯定。周恩来当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说要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主席，同时要求继续报告后续情况。
　　当晚，总指挥部向中央报告初步试验结果：烟云上升到10300米，8分钟稳定；爆后1小时爆心剂量为7700伦／时；铁塔共14节，上部7节已消失，下半部扭曲瘫在地面；爆炸威力超过两万吨TNT当量，完全符合设计值。
　　10月22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在马兰召开了会议。在专家座谈会上，王淦昌教授说，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时候，他正在加拿大教书，当时也给学生讲解原子弹爆炸的理论，没想到回国后，亲自参加了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结果。
　　强烈的反应
　　核试验爆炸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北京，核试验成功的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巨大胜利》的贺电，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
　　中国首次核爆炸的成功，震惊了世界。路透社、美联社相继进行了报道。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舆论和政府声明中，盛赞我核试验成功，认为中国拥有原子弹，加强了反帝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核试验成功，成为世界的头号新闻。只有苏联，除了塔斯社一句简短的消息以外，一直沉默不语。
　　首次核试验至今35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首次核试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却经久不衰。我国核试验的成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首次核试验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核武器效应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所起的明显作用。
　　在回顾35年前这一伟大创举时，我们不会忘记为了研制和试验核武器，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戈壁高原、深山峡谷和穷乡僻壤艰苦奋斗，付出青春年华。虽然岁月流逝，他们的成就将永垂史册，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杰出贡献。（附图片）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爆炸成功后，张爱萍（右一）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