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民族化和民族精神 [复制链接]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歌的民族化和民族精神
　　小海
　　一
　　中国诗人面临着深厚民族文化传统和近现代西方话语入侵的双重压力，这种国际文化格局中的边缘状况，把中国诗人不由自主推向了急剧震荡的“漩涡”。
　　记得季羡林老人在谈论“民族性”的一篇短文中，曾引用了《三字经》中的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形象化地说明了不同民族由于生活、习俗、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论及诗歌的民族化（或民族性）问题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它应该是那些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种群的东西。可是，真实的民族性恰恰是有涵盖意义的，它又具有所有民族种群共有的那些特征，它其实又是一个广泛的类的概念。当你离开真实的存在方式强调纯正民族性时，它可能是虚幻的，超越了它的本质，也超越了种群的属性概念。从这层意义上看，我怀疑所谓的“少数民族”，如果它只是“奇风异俗”的替代语的话。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缺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宿感，是对本民族真实生存状态本质上的认识。民族性首先是我们民族种群的天然属性，但同时，它又是从具体情境出发，从独特个体出发，而又反映了广阔的普遍人性课题，它是以素朴的人本主义为前提的，任何教条的理解都会导致简单化和庸俗化。
　　民族化不是一个民族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投影、衍化，它其实是与我们共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难怪叶芝更加干脆地把写作视作“身体在思想”。诗歌创作不依赖我们自以为完备的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诗叫我们触、尝，并且视、听世界，它避免抽象的东西，避免一切仅仅属于头脑的思索，凡不是从整个希望、记忆和感觉的喷泉喷射出来的，都要避免。”诗歌创作有它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则，我们固然重视个人发展所处民族命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必须更加看重诗歌在个人历史横截面上的认知，因为在一个民族最优秀的诗人们身上，这两者是联动和融通的，具体表现为一种血脉和气息上的沿袭。在这里，它既依赖又排斥我们既成的生活经验，有时也会遭到我们民族传统思维观念的驳斥，凸现于我们现有的审美经验之外，又真切地触及了我们的知觉，超越日常已知的经验范畴，一时无从把握，可又力拒我们的写作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有效原则，可能正是激发我们潜能的更加本质的写作，真正深入探索了我们民族深层心理的实际复杂性，探索了我们每天运用的实验、怀疑、焦虑、幻灭和惊奇。它的这种面临解放的广泛意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它在短短一首诗中，在某一个瞬间，保留了我们的直觉和想象的经验，使得我们的诗人在极端无助的孤寂时刻，直接面对灵魂运动，使诗人得以一次次重返诗歌创作的源头，给予他们为万事万物命名的勇气和能力，从而也为我们的民族诗歌保持多元性质和提供更多的个人视角。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想，评判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不在于他的诗多么具有国际性，使用了国际通用语言，顺应了世界诗歌一体化的总秩序，在情感和具体处理方式上与国际化标准趋同和靠拢。他首先必须是一位“民族诗人”，具有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胎记。优秀诗人的诗作是一个民族精神精粹的核心，不能想象，缺少了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诗人的中国，缺少了惠特曼、弗罗斯特的美国，缺少了洛尔迦的西班牙，缺少了聂鲁达的智利，缺少了叶芝的英国该是怎样的缺憾和不幸。他们是这些国家、民族永恒的鲜花和纪念碑。他们传达出诗歌中真理的声音，甚至那片土地上神的声音。高尔基这样评说叶赛宁：他是我们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抒情器官。这是叶赛宁诗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注脚。他的优势和他的致命弱点仿佛都是命定的。“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每次读到老诗人艾青这段直白，总令人感慨不已。
　　是的，我们立足的这块土地和文化背景在滋养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压力，我们觉得沉重，想竭力挣脱。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无济于事，哪怕你一直是喝“狼奶”（尽最大可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长大的，你终究要回归，栖身于现实的土地和生活。这种漠视、抵触、认同的复杂情结令我们的身份一度显得可疑和模糊，令我们迷惑和尴尬，但对身处现时代的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又是现实而又可信的，是一个诗人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对诗人而言，他有两次生命。如果盲目抗拒外来诱惑，他必定不具备成为一个诗人的基本素质，同时，他如果听不见一个更强有力的召唤（对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背景的确认和回归），他是可悲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在日趋同化的国际性写作大潮背景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人，必须要有清醒的意识，保持相对独立的身份。我理解，这也是一种不讨巧的诗歌立场或者说个人立场，其危险性在于你得经常处于半消失状态（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不得已），更严重一点讲是自生自灭状态。它要求每一个有理想创造自己民族诗歌景观的诗人都必须扪心自问，你真有勇气毕其一生去圆一个中国本土诗歌的梦想吗？也许这也并不可怕，不过就是让你回到一个起点上来，回到一种更广阔的可能性中来。
　　二
　　记得有位诗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一个人要想成为自己国家的诗人，他不能依赖他同时代的诗人，而必须从先辈那里获得营养。由此，我想到了诗人的自我定位问题。
　　我想，这种诗歌中明确的定位意识给我们中国诗歌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其一，在你立志成为一个中国诗人之时，你必须对诗歌创作有个整体方向上的把握。根本目的性的不明使诗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无根的感觉，而这是迫切需要认真起来的一个问题。“五四”运动以来，白话诗歌的兴起，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在我国，真正新诗的历史其实不过几十年。后起的诗人们普遍存在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直接承继的焦虑。仔细考察，从“九叶”诗派到朦胧诗，这种焦虑感一直时隐时现。因此，在当代诗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传统缺乏感。而新时期以来，一些现代派诗人所提供给更年轻的诗人们的也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背景”。所以，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它是诗人自我定位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切实增加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程度，承接自《诗经》以降我国伟大诗歌传统中那股健康、纯正的精神，从而站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能不惧怕“混血”，不怕被“吞噬”，它所依据的是诗人个体强大的、综合的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呼唤大诗人的理由之一。
　　其二，作为一个诗人，必须付出代价。纵观当代诗坛，投机取巧、盲目短视、夜郎自大……不少诗人忽视了诗歌产生之于诗人个体劳动这种健康、正常的关系，忽略了诗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关键环节。这种代价即是命运，紧随着你的现实生活，是你诗歌中的一道风景线确立的基调。撇开诗人的先天条件不论，从诗人后天的努力上看，生活本身会赋予你诗歌中的爱与恨、忧伤与激情、悲哀与梦想来丰富诗人的人性，并让你借助诗的形式得以充分宣泄、阐述。这代价有时是残酷的、致命性的，但也不是逼迫的，是诗人自愿的。非如此不可。这是诗人自动定位的过程。
　　其三，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是写作在先，定位在后。诗人的自我定位不完全是一种纯理性的推断，它是长期的诗歌写作实践后形成的归宿意识。一个自觉的诗人，一个成熟的诗人，可能是需要这样一个考虑，从而对他（她）的一生负责。它要求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清洁、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使其生命力和意志力在诗歌中成功地发生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要找回汉语诗人的尊严，恢复汉语诗歌的荣誉，就必须呼唤大诗人，有说服力，能切实撼动人心的大诗人，生机勃勃，散发热力的大诗人。我的理解是，真正有作为的大诗人应当去参与物质世界的运动，永远密切关注着世界无尽的循环和更新，并以其个人活力和独特的经验融入世界的合唱，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诗时常在我们的审美体验以外，但本质是热烈、饱满、真实、道地的，是灵魂的呼告、挣扎和展露，他们的诗歌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而不断呈现有机生长的状态，汹涌向前又别开生面，揭示事物的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能力，这是力图不断返回源头的诗歌，或者说是从源头探险的诗歌，虽然指证不出具体的师承和来由，却又确实承继着我国古往今来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独抒性灵的优秀抒写传统，一边在孤寂中坚持与神灵对话，一边又坚持回到现实的芸芸众生之中。看得出，他们不是诗歌的所谓专门家，但又确定无疑是他们灵魂的舞蹈和符号。在解决上述问题后，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去呼唤、寻找中国的诗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