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趣琐忆 [复制链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书趣琐忆
　　何茂活
　　读书三十年，买书三十年，关于书的故事自然很多。有些书虽然不知已被岁月之舟载向了何方，但它留下的故事却永远难以忘怀。
　　回想小学五年，除却几册课本以外，惟有的课外书便是一本1967年前后出版的《东方红》。这是一种内容、形制类乎农用历书的农村读物，十六开本，二三百页。现在可以记得的内容只有一组科普文章，讲煤堆堆久了会从里边自动燃烧起来，坟地里的“鬼火”是因磷的作用而产生的，旋风的形成源于大气的回流，并非缘于鬼怪的力量等等。大概是饥饭好吃的缘故，这些内容深深地印在了一个农家少年的心里。
　　到了中学，正是“文革”后期，可读的书依旧少得可怜。当时开展批林批孔，公社的供销社发售一本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编写的《〈论语〉批注》。回家后给父亲一说，父亲毫不犹豫地拿出一元钱，要我一定把它买到。父亲是读过“学而时习之”的老读书人，他的慷慨是为了让我从这本书中“去粗取精”，择而食之。我于是立即把它买来，既“学习”，又“批判”，物尽其用。现在想来，真有点对不起辛勤批注的“革命师生”，但是这样一种始料未及的际遇，似乎又是可以告慰于那些原本就言不由衷的师父师兄们的。现在这本书我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书若有知，当它和《论语》家族诸兄弟并肩而立的时候，不知它作何感想。
　　记得上高二的时候，不知家兄从哪里借了一本连书皮都没有的长篇小说《红日》，我悄悄地装进书包拿到了学校。课间仅翻看了几眼，就被哪位眼疾手快的同学顺手牵去了。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老师。孰料弄巧成拙——老师说：谁让你把这样的书带到学校里来？在老师面前，我简直成了一个丢了毒品而去报警的贩毒者。
　　上了大学，书越来越多，关于书的故事也就不胜枚举了。1979年版《辞海》缩印本发行时，定价是二十二元二角，约等于一个月二十二元五角的生活费。当时全班订购的只有寥寥几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困难生大概只有我一个。
　　参加工作后，虽然有了固定的收入，但是很快又背上了家庭的负担。买书的兴致虽说历久不衰，但是每买一本书总还是掂了又掂，算了又算。有次在书店看上一套中华书局出的《史记》，犹豫再三后未买，至今都懊悔不已。去年在北京一所学院学习，图书馆处理一批旧书，我好不容易将一套《史记》凑齐了，谁料管理员来了个“套书暂不处理”，随后她却自己打了捆拿走了。
　　总想买一套《资治通鉴》，可是总嫌价格太贵。1991年，因给家乡县志撰写有关章节，县志办发了几十元稿费，我转身就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资治通鉴》。当时的兴奋和满足实在是难以言表——以自己的一点劳动换来这样一部皇皇巨著，说句时髦话，真是“物超所值”。
　　因为专业的关系，特别喜欢收藏语文类工具书。小到《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大到《辞源》、《汉语大字典》等，可谓一应俱全。我的《汉语大词典》是从第二卷买起的，全套书出齐后，我仍缺第一卷。在四处求购不得的情况下，曾向多人提起此事。不承想，一位同样爱书的朋友到外地出差时，终于为我找到了那只维纳斯的断臂。
　　家里有了电脑，买书的兴趣转向了软件，转向了电子读物，两张光盘竟能囊括《二十五史》。可是叹服之余，仍旧钟爱那些纸质的书籍。自己心里暗想，这书橱里的书，就像自己诚实忠厚的结发妻子，恩爱百年，互知冷暖；而那些深不可测的电子读物就好比外面的花花世界，虽然秀色可餐，但却只能走马观花，心仪而已。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