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北京四合院 [复制链接]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救救北京四合院
　　本报记者李舫
　　聚讼纷纭的美术馆后街22号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平安大街宽街向南一百余米，一张醒目的盖有“北京市王开建业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的拆房公告贴在了美术馆后街22号的灰砖墙上，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公告声明，为在“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2号、山老胡同17号、33号进行的综合楼项目”，该地区住户及商业单位“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美术馆后街22号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赵紫宸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房屋现今的主人、八十二岁的赵景心老人退休前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曾经参与两航起义，从香港驾机回归。
　　此前，美术馆后街22号是否应被拆除一事，早已引得社会各界聚讼纷纭。去年，这个院落曾因平安大街建设一度面临危险，今年，“北京王开建业拆迁公司”又以“我单位综合楼建设”为由再度发出动迁令。而这一行为遭到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联名抗议。去年5月17日，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六位学者联名呼吁：“近日，受平安大街拆迁工作牵连，一处有巨大价值的小四合院面临彻底拆毁的危险，取代它的将是一座现代商业楼。……房地产商借口此院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保护价值，企图强行拆除。目前，事态仍在向前发展。”今年11月9日，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等七位学者再次联名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此后，《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作出反应，呼吁“拯救美术馆后街22号”。
　　北京四合院的历史沿革
　　近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的步伐。而在北京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房地产开发中，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表征的四合院的存留，可谓城市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每一朝代都留下了风格迥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四合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四合院，老北京人也称为四合房，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合围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目前，我们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的北京四合院只能追溯到安定门附近的后英房元代遗址，建筑界也将它视为元代北京四合院的典型。元灭金，元世祖忽必烈放弃金中都，将都城的位置北移，改名为大都，从此开始了北京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清代建都北京以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基本上承袭了明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宫殿、城池、街衢、坊巷等都未作大的变更。清代可以说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古建园林技术》副主编马炳坚在谈到北京四合院时说：“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古代诸多传统民居形式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它集各种民居形式之长，在华夏诸种民居建筑中堪称典范。它的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特殊政治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长期居住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的各朝代贵族、士大夫阶层对家居环境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就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北京四合院的发展与完善；加上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和传统民俗，共同构成了北京四合院独具特色的传统居住建筑文化。”
　　解放前夕，北京传统住宅建筑发生很大变化，居民的住房越来越少，院里的房客越来越多。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开始变成多户聚居的大杂院，四合院的居住性质发生了变化。
　　1949年以后，北京传统四合院出现了使用性危机。由于所有制的变更，很多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宅院由私产变为公产。那些仍作为住宅用的院落，变为人员更为复杂、多户居住的大杂院。这些用途上的变化，使四合院再难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谧、幽雅和温馨，四合院被分割、改造成了普遍现象。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为严重的时期，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等传统装饰构件被荡涤一空。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或被砸成碎片，或被抹上泥灰，幸存者为数寥寥。接踵而至的是所谓“备战”的全民挖洞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和排水系统。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更使北京仅存的四合院雪上加霜。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四合院的保护方针，使四合院的恶化状况有了初步的控制和缓解。随着古旧城区改造和安居工程的开展，北京的城市面貌在近十年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城市中心推进，老的城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又一幢现代化建筑。就在北京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老胡同、老院落被一群群现代材料组合而成的新建筑吞噬的时候，就在北京从一个世界文明古都向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的时候，老北京的令人备感亲切的特征也在迅速消失，没有了古城墙上辽阔的天际轮廓线，没有了景山俯瞰紫禁城所看到的金光熠熠的琉璃海洋，而是四处冒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四合院同北京城的“双向同构”关系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王其明用“双向同构”形象地指出了四合院同北京城相互依存的关系，北京是四合院化的城市，四合院是城市化的住宅。“一方面，住宅是城市的细胞；另一方面，城市是住宅的集合体。居住建筑是连续使用的房屋，城市的更新势必影响到住宅，住宅的变化又必然反馈到城市中去。因此，城市与住宅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同一，即同构关系。”与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城市无论在空间结构，还是社会组织上，都始终未能摆脱住宅的母体。因而，就北京城与四合院的“双向同构”关系来说，从北京城与四合院在形态上的酷似，到四合院的建筑构造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制度、宗法血缘关系，都标志着四合院这种已趋式微的建筑风格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是其他建筑所无法替代的，这些大量被人们所忽视、散落并积淀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的形态各异的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文化最具象、最丰富多彩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宝贵遗产。
　　然而，1990年至1998年，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共拆除老房子42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四合院，并且不乏保护完好者，许多被拆除的四合院构造之精美、质量之坚固，令拆迁工人都啧啧称奇。在用“危机”两个字来描绘北京四合院的总体状况时，许多建筑学家、规划学家、历史学家不无痛惜，不无辛酸。他们说，我们在四合院文化已经被如此大肆破坏的前提下，再谈四合院的保护问题，不能不让人有“亡羊补牢”之感。近几年来，被疯狂拆除的各个年代的四合院，无论从建筑结构、保存形态，还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其中有许多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东岳庙山门被拆掉了，观音院过街楼和粤东新馆被拆掉了，余叔岩故居和尚小云故居也被拆掉了。尽管北京市有关领导一再强调，在保护和发展发生矛盾时，发展要让位于保护。而某些房地产开发商仍利令智昏，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建筑大师贝聿铭曾痛心地说：“北京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是不少都被破坏了。”西方古建筑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在对西方古建筑保护进行系统的考察之后，忧心忡忡：“在今天，试图像巴黎、罗马那样，对北京现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尽管已经为时太晚，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王世仁提出，能否不再对我们现有的北京四合院大动干戈，而是进行“标本化”保存？内中不无尴尬和无奈。他说，北京四合院从用地不经济、功能不合理等方面讲，已经同经济建设发生较大的冲突，但是，它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记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建筑艺术品，我们无权将它一铲而光，有必要、有义务将它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强调，北京作为世界文明古都，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则是面积更为广阔的居民区，是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便不是北京。试想，绝大部分的胡同和四合院消失了，你还能找到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吗？还有什么故事可说吗？北京充其量是香港、东京、纽约的翻版，而北京的民族传统、自我个性、地方特点、人文价值、光辉历史，都将统统化为乌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思北欧文化学者波第尔语重心长的话语：“传统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标准，其一，它是一种转变过程的结果；其二，它的文化来自普通大众，也就是说，传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传递和积累的过程。这一点在住宅的发展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方可提出要从“活的传统”来理解北京四合院的保护工作。他说：“我们保护古城，保护北京四合院，不是将它们当成博物馆封闭起来。北京古旧城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价值，更体现于它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上。如果离开了人的活动的积累，那么四合院就仅仅是一堆死气沉沉的砖瓦结构，社会就会停滞，经济进步也会失去基础。”
　　北京四合院，存在还是毁灭？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不容人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保存北京明清古城，在北京城西另建新城。可惜这个设想未被采纳，北京古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史上饮恨永远的一大痛事。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大规模破坏，其后果不啻拆除了北京城的第二道城墙，也将导致建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呢？
　　题图为宋画《文姬归汉图》中的大型住宅（引自《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图片）